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九日，郭启儒出生于北京。他幼年时家境颇为贫寒，仅读了六年私塾便不得不辍学谋生。青少年时期，他曾担任邮差，后来又成为一名管理交通秩序的警察。一九二三年，他开始在北京的“鸿奎社”学习文明戏的表演。两年后，即一九二五年，他正式拜在“相声八德”之一的刘德智先生门下，从此踏上了系统学习相声艺术的道路。一九二七年起，他先后与于俊波、焦德海等知名相声演员合作，在北京的天桥、先农市场、东安市场、隆福寺等热闹场所卖艺。在与这些前辈名家合作的过程中，他既捧且逗，虚心求教，广泛汲取各家艺术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沉稳幽默、憨厚中见智趣的独特表演风格，从而为日后深厚的相声艺术造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三二年，他与搭档于俊波在百代公司灌制了相声唱片《俏皮话》。一九三七年，郭启儒开始与侯宝林合作，在京津地区进行相声演出。一九四零年六月，二人应天津燕乐戏院之邀，前往驻场演出。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他们又开始了在商业电台说相声的生涯。由于收入微薄，一九四三年起，郭启儒与侯宝林不得不在天津的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多家园子之间赶场演出，以维持生计。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相声演员戴少甫因得罪青帮头子袁文会而惨遭毒手，郭启儒与侯宝林二人特意举行义演，为戴少甫的遗属募集善款。一九四五年底，他回到北京，继续与侯宝林一起辗转于京城的各个剧场表演相声。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九日，郭启儒积极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投身于传统相声的改旧与创新工作，同时通过讲课教学的方式，致力于培养青年一代的相声演员。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的文艺工作队，奔赴朝鲜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并在战地编演了《杜鲁门画像》《狗腿子》等反映现实的新相声作品。一九五二年六月，他与侯宝林一同前往上海，临时加入上海北方曲艺团工作；同年，二人又共同加入了北京曲艺三团。一九五四年，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西藏进行慰问演出。一九五五年五月，郭启儒被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他参与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的拍摄，与侯宝林合说了相声《夜行记》。同年，在怀仁堂，郭启儒与侯宝林有幸为周恩来总理表演了相声《阴阳五行》。一九五九年夏天，他再次奔赴福建前线进行慰问演出。 进入六十年代，一九六二年，因年事渐高，郭启儒逐步淡出舞台演出一线，并着手培养李文华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继续为侯宝林担任捧哏。一九六三年九月，其作品集《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共二十五段相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声艺术被错误地批判为“封资修”产物而遭到禁锢，郭启儒与侯宝林、郭全宝等艺术家也被划为“黑五类”，被迫离开了他们心爱的舞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郭启儒先生于北京病逝，结束了他为相声艺术辛勤奉献的一生。
郭启儒先生的师承可追溯至相声界德高望重的“相声八德”之一刘德智先生，刘德智作为其授业恩师，在艺术道路上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郭启儒门下，亦培养出了数位在相声领域有所建树的弟子，其中包括全常保、于连仲、邵其炳以及齐信英等人，他们各自继承并发展了郭启儒的艺术风格，为相声艺术的传承与传播贡献了力量。
一九二八年，郭启儒先生步入婚姻殿堂。在此后的家庭生活中，他与夫人共同抚育了七名子女，包括三位儿子与四位女儿，其中一位女儿后来成长为知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即郭菊苹女士。家庭接连迎来新生命：一九三一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他们的长子诞生，取名为郭际平；至一九三三年农历同月同日，次子郭际安出生，然而这个孩子后来不幸染病，因当时家境拮据无力求医而早夭，成为家庭的一大憾事；时间来到一九三六年，同样在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家中再添一位女儿。郭启儒与他的爱人共同经历了这些家庭的喜悦与艰辛。
郭启儒先生通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将捧哏艺术的核心要诀凝练为四个字：严、衬、带、净。所谓“严”，指的是对表演节奏与分寸的精准把握。一个“包袱儿”要抖得响亮、翻得干脆。倘若翻早了，就会挡住“包袱儿”的展开，让观众无从发笑；若是翻晚了，则会拖延节奏，使观众的笑意未及释放便已消散。因此，必须做到不疾不徐，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衬”则强调烘托与陪衬的角色定位，正所谓红花还需绿叶扶持。逗哏者有来言，捧哏者便需有去语，二者相互呼应、彼此映衬。优秀的捧哏演员站在台上应当让人觉得不可或缺，既不多余，又不可缺席，缺了他整个表演便会失色。至于“带”，是指要为逗哏者做好铺垫、搭桥与递肩膀的工作。通过适时地垫话、递话，为逗哏者创造更顺畅的表达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容不得丝毫的松懈与疏忽。最后“净”则是对语言与台风的要求，忌讳使用贫嘴俗语，说话讲究分寸而非嘶喊，声调需控制在不高不低、恰到好处的范围内。在舞台上要做到不夺戏、不漏戏、不抢戏、不闹戏，使整个表演浑然一体、滴水不漏。 在郭启儒与侯宝林先生合作的《关公战秦琼》中，便有一个生动体现这些原则的范例。其中有一段表演完全由侯宝林独自叙述与模拟，当说到秦琼出场时，他口中需念出锣鼓经“哐切切切”。但如果只有逗哏者一个人反复念着“哐切切切”，场面难免显得单调尴尬，表演也会失去生气。此时，郭启儒便适时插入一句“正冠”——因为京剧里整理冠帽的动作正称为“正冠”。这一句插入，犹如为一面有缝隙的墙面抹上了腻子，使表演结构更加严丝合缝、生动可观。而这一句词侯宝林未必事先告知，郭启儒凭借自身对京剧程式的了解，在恰当时机自然补充。待侯宝林继续模拟“哐切切切”时，他又适时添上一句“捋髯”，而当侯宝林重新进入叙述时，他便立刻收声，聚精会神地注视对方，将舞台焦点完全让出。正是由于郭启儒在捧哏中既能严谨配合，又能灵活衬托，既善于带动节奏，又始终保持台风干净沉稳，侯宝林先生才多年与之默契搭档，不愿分离。这也深刻说明，逗哏与捧哏之间实为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艺术整体。
郭启儒先生堪称相声艺术第五代传人中的翘楚与典范。作为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长期的艺术伙伴，郭启儒在其辉煌成就的缔造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他在曲艺界内享有崇高的声望与深厚的德望，被同行们亲切而敬重地称为“老郭爷”。在艺术传承方面，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通过言传身教悉心指导，使得如马季、李文华等众多后辈艺术家深受其益、获益良多。在同行们的共同印象中，老郭爷为人忠诚质朴、宽厚仁德，从不汲汲于个人名利，在面临金钱与荣誉的抉择时，常常主动谦让、甘愿吃亏。他一生秉持勤俭持家的生活准则，处世谦虚而谨慎，其高尚的人格与杰出的品行为业界内外所广泛称颂。正是基于这些珍贵特质，相声界将郭启儒先生的人格风范与艺术态度精辟地概括为“绿叶精神”。在与侯宝林大师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中，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达到了珠联璧合、水乳交融的至高境界，使得观众与历史早已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成为中国相声史上光芒璀璨的一对大师级巨星。能够为侯宝林大师捧哏长达二十八年之久，若非自身具备大师级的艺术造诣与人格涵养，又如何能够胜任如此重任？因此，郭启儒先生完全当之无愧地被尊奉为捧哏艺术领域的一代宗师。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时值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启儒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北京市曲艺家协会特别筹划并主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这场为期三天的相声名家专场晚会，于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隆重举行。晚会汇聚了当时相声界极具影响力的众多名家，包括姜昆、戴志诚、李金斗、李建华、侯耀文、石富宽、笑林、李国盛、王千祥、李增瑞、师盛杰、常宝华、李伯祥、杜国芝等超过五十位知名演员。他们相继登台，倾情演绎了总计达二十六个精彩纷呈的相声节目。这些节目既涵盖了经过时间淬炼、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传统段子，也包含了一些贴近时代、富有新意的原创作品，整体演出阵容强大，内容丰富多彩，不仅表达了对前辈艺人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同时也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充分展现了相声艺术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