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长荣

收下高秀敏这个徒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秀敏最初是吉林省扶余县民间艺术团的一名普通演员。1983年5月，白城地区文化局举办了一期二人转演员培训班，我被邀请前去担任辅导老师。那个培训班汇集了白城地区各个县艺术团的骨干演员，秀敏也是其中之一。培训班总共有六十多名学员，每次上表演课时，秀敏总是抢着坐在离我最近的位置，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招式都学得格外专注和认真。虽然那时候我还记不住秀敏的全名，但这个刻苦的演员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扶余县文化局的孙局长请我吃饭，席间他对我说：“关老师，您看我们县那个高秀敏怎么样？将来您可得收她做徒弟呀！”当时，我只把这番话当作随口一提的客套，并未真正放在心上。然而那年秋天，当我到扶余县演出时，孙局长却正式向我提出了收秀敏为徒的请求。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收她为徒的意愿；如果真要收徒弟，我更倾向于找一个年纪更小、身形条件也更出色的女孩子，而秀敏那时已经二十二岁了。县里的各位领导却紧紧抓住这件事不放，一次次设宴邀请，坚持要我收下她。实在推脱不过，我只好勉强答应了下来。1984年春节刚过，在省民间艺术团团长王典的主持下，我和秀敏正式举行了拜师仪式。在省民间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省文化界的领导、演艺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等共六十多人出席了这场仪式。秀敏跪在地上，向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喊了一声“师傅”，我随即将她扶起。那场拜师仪式是吉林省有史以来办得最为隆重的一次，这边宴会才刚刚开始，那边的收音机就已经将我收徒的消息播报出去了。秀敏出生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她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但她从来不怕吃苦，总是把工作摆在第一位，生活上的困难则自己默默承受。秀敏的人品也极为端正，她经常和团里的姐妹们一起下乡演出，和农民朋友们一起吃大碴子粥、咸菜条，睡在农家的土炕上。因为年龄稍长，她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身边的姐妹们。冬天天气寒冷，她就睡在炕梢；夏天炎热难耐，她又主动睡到炕头，总是把苦和累揽到自己身上。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去秀敏家时的情景。她家住在简陋的平房里，那天我走进她家小院时，秀敏正在做饭。她用背带将两岁多的女儿丹丹背在身后，一边炒菜，一边跟着灶台上那台小录音机学唱我的戏。看着那破旧的房屋、简单的灶台，以及秀敏背着孩子一边忙碌一边学戏的模样，我的眼泪当时就忍不住流了下来。后来秀敏告诉我，那台小录音机是她母亲卖掉好几筐鸡蛋才换钱给她买回来的。秀敏来长春的时候，总是住在我家里。我们情同母女，常常一起去澡堂洗澡，我还带秀敏去扎耳朵眼。当医生拿起针要往她耳垂上扎的时候，秀敏紧紧抓住我的手，吓得连连叫喊。1985年春天，省里计划将艺术团主要演员的代表唱段录制下来，通过电视向全省播放，而我正在被选中的演员之列。接到通知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把秀敏推出去。临近录制节目时，我找到团领导说：“我年纪大了，就让我的学生替我唱吧。”团领导明白我的用意，考虑之后便同意了。我立刻打电话让秀敏赶来长春，让她把我演唱的《马前泼水》中“崔氏女讨饭”的唱段反复练习了一遍又一遍。那是秀敏第一次与省内的名家同录一盘磁带，节目在电视上播出后，反响非常热烈。1987年，我还特意为秀敏争取机会，为她灌制了磁带《李桂香打柴》。秀敏和何庆魁的爱情，可以说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慢慢发展起来的。秀敏和庆魁是老乡，十几岁时就常在一起参加演出，彼此早就认识。后来，两人各自组建了家庭，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从未中断，庆魁持续不断地创作剧本送给秀敏。两人感情发生质的变化，应该是在1989年。那时，庆魁在省内已经小有名气。1988年，庆魁创作了一个二人转剧本《谁娶谁》，当时已是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业务副团长的秀敏看完后，当即拍板决定排练演出。后来这个剧目在省里的汇演中获得了一等奖，省民间艺术团团长王典还专门撰写文章，对《谁娶谁》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1989年春节前，秀敏被吉林电视台邀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排练录制工作。台里给了她一个本子，她看后觉得不满意，便向台里推荐了庆魁创作的《双送礼》。《双送礼》正是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由秀敏和赵本山给范伟送王八的那个小品的初稿。就这样，庆魁也来到长春，和秀敏一起修改并排练《双送礼》。两人住在省电视台对面的省老干部局招待所，房间门挨着门，一住就是三个月。或许正是这三个月朝夕相处的时光，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那些年省里各种文艺汇演和调演特别多，几乎每个月秀敏和庆魁都能在省城见面。1990年，经人推荐，庆魁进入吉林省东辽县民间艺术团担任编剧。到东辽县不久，他就创作出了二人转《二老挎改嫁》，这个节目很快被省里定为保留剧目。庆魁被请到省里修改剧本，那些日子他一直住在省民间艺术团院内。庆魁手很巧，《二老挎改嫁》中那个关键的道具大头人，就是他亲手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我家就住在省民间艺术团院里，秀敏每次从扶余县赶来，在我家坐不上多久，就会急切地说：“老师，我去看看何大哥。”这一去，就常常很久才从庆魁的房间里出来。我去庆魁房间聊天时，他总是不停地向我夸赞秀敏演戏有天分，并表示要尽全力把秀敏包装成明星。直到这时，我才相信团里人传言他俩在一起的事是真的了。秀敏也从不隐瞒我，她曾对我说：“老师，老何他在追求我，您看这可怎么办？”作为老师，我能怎么办呢？我当时只是笑了笑，对她说：“秀敏啊，老何是个好人，也很有才华，可你们毕竟都是有家室的人。这样一来，两个家庭不都可能被毁掉吗？”秀敏听了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抓起饭桌上的大葱，蘸了点大酱就吃了起来。秀敏和庆魁相爱的事，引起了秀敏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的三哥曾找到我说：“您是秀敏的老师，您得管管她。秀敏现在已经是名演员了，怎么能跟那个打渔的何庆魁好呢？再说，何庆魁那张长脸，多难看啊。”我也曾劝秀敏：“咱们女人离婚，出一家进一家可是天大的事。你还有孩子，离婚了大人还好说，孩子可怎么办啊！”秀敏回答：“老师，我和丹丹她爸已经没什么感情了，丹丹跟她爸爸也不亲。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是办法。”那次谈话后不久，秀敏再来长春时，把女儿丹丹也带了过来。丹丹那时十多岁，聪明伶俐，模仿什么像什么，非常讨人喜欢。丹丹一口一个“关奶奶”地叫我，我便问她：“丹丹，奶奶问你个问题，你可要认真回答。你觉得是你爸爸好，还是你何伯伯好？”丹丹毫不犹豫地说：“何伯伯好呗！”我又问：“丹丹，如果让你离开爸爸，和何伯伯一起生活，你愿意吗？”丹丹一点都没犹豫，答道：“愿意，我愿意跟何伯伯在一起。”平时我也知道秀敏和前夫感情不和，两人总吵架，但我没想到丹丹对亲生父亲感情也如此淡薄。看来，秀敏和她前夫的婚姻也许真的走到尽头了。1992年夏天，秀敏调到了省曲艺团工作。不久，全国三十五家电视台在深圳举办小品大赛，庆魁特意为秀敏赶写了小品《包袱》。这个小品在深圳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荣获一等奖。正是这个小品，奠定了秀敏作为笑星在全国的地位。从深圳回来后不久，两人便正式结婚了。从那以后，庆魁根据秀敏的戏路和性格特点，为她量身创作了一百多个小品。这些小品，加上秀敏精湛的演技，促成了她与赵本山、范伟等人的成功合作。自1992年起，秀敏几乎每年都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且年年获奖。1994年，我退休了。而此时秀敏的演艺事业正如日中天，红遍大江南北的她从未忘记我这个老师。我家里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逢年过节，秀敏都会来看望我。有时她独自前来，有时则和庆魁一起来。因为每年都要参加春节晚会，每年除夕晚上，秀敏和庆魁一定会把拜年电话打到我家里。晚会一结束，两人从北京回到长春，就会立刻来看我。秀敏曾对我说：“现在老何也算是个腕儿了，赶明儿让他专门写个本子，请老师来演，也好报答老师的恩情。”1997年，庆魁创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希望》，在其中为我安排了一个戏份很重的角色，饰演剧中三姐妹的母亲。剧中的三姐妹分别由高秀敏、黄晓娟以及李文静（曾在《刘老根》中饰演“大辣椒”）扮演。不巧的是，剧本写到一半时，赵本山找到庆魁，请他创作《刘老根》。庆魁于是将《希望》的创作暂时搁置，这一搁就搁到了现在。秀敏不仅在精神上关心我，在经济和生活上也处处关照我。我退休那年，秀敏来看我时发现我没有手机，便把自己的手机给了我，说：“老师，您退休了，没事可以多出去走走，带个移动电话方便联系。”我患有胆结石，是十多年的老毛病了。2002年旧病复发，疼得我直不起腰。秀敏来看我，见我痛苦不堪，便说：“老师，您别再受这份罪了，赶紧住院治疗吧，医疗费我来出。”说着，她拿出一万元钱放到我手里，再三叮嘱：“老师，这钱要专款专用，一定要把病治好，不然我不放心啊！”2001年11月，我儿子遭遇车祸，腿被撞成粉碎性骨折。秀敏听到消息后急忙赶到医院探望，临走时悄悄留下一万元钱，嘱咐我儿子好好养伤。2003年5月，我和秀敏通电话时，她关切地问：“老师，您现在身体还好吧？心情怎么样？”我当时正为大孙子上初中的事发愁，便随口答道：“身体还行，就是心里挺闹心的。”秀敏吃了一惊，忙问：“老师，您什么事闹心啊？”我说：“这不，我大孙子小学快毕业了，初中还不知道能去哪所学校上呢。”秀敏听后轻松地说：“这个呀，好办。老师您说吧，孩子想去哪所学校？”我想了想说：“最好能去师大附中这样的学校。”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便挂了电话。几天后，我去了师大附中，一进校门，校长就迎上来对我说：“关老师，您是不是为了孙子上学的事？您徒弟高秀敏已经来过了，您回去等消息吧。”听了校长这番话，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我在心中默默感慨：“秀敏真是我的好徒弟，就算是亲闺女，又能做到什么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