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关宏达出生于吉林阿城常兴屯（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城街道）。他在本县完成小学学业后，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先后进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与第二中学就读。求学期间，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曾参与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在东北强行修筑五条铁路的罢课及示威游行，同时也参加了反对校方开除学生、逮捕教师周一粟的抗议活动。学生时代的关宏达对美术与戏剧抱有浓厚兴趣，时常参加学校举办的文艺演出，因其擅长扮演各类滑稽角色，表演生动有趣，总能引得观众开怀大笑，深受师生们的喜爱。关宏达体格健壮，身体素质出众，尤其擅长投掷项目，在铅球和铁饼方面表现突出，成为当时学校田径场上备受瞩目的运动健将。一九二九年，他代表第一中学参加哈尔滨市运动会，一举夺得铅球与铁饼两项冠军。次年十月，他又作为哈尔滨市体育代表队的成员，赴沈阳东北大学运动场参加东北四省联合运动会，并在随后的一九三一年前往济南出席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在这两次大型体育赛事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展现出卓越的运动才能。
一九三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强占我国东北地区。面对山河破碎、家园沦丧的悲惨境遇，年轻的关宏达内心充满悲愤与不甘。他于次年，即一九三二年毅然离开故土，只身前往当时中国电影业的中心——上海谋求发展，并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成为一名电影演员，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他在银幕上的首次亮相，是与知名演员王元龙共同出演的影片《热血青年》。一年合同期满后，在导演史东山的引荐下，关宏达转而加入了艺华影片公司，并相继参与拍摄了《凯歌》与《花烛之夜》两部电影。然而，彼时电影公司经营普遍困难，艺华公司也时常陷入经济拮据的境地，甚至无力按时支付演职人员的薪酬。失去稳定收入来源的关宏达生活顿时陷入困顿，难以为继。幸得友人相助，他得以进入上海中学担任运动员，这才使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此后，为进一步追求体育事业，他又考入上海东北体育专科学校，继续其运动员的生涯。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关宏达亦深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地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毅然参加了上海学生模范大队，在其中承担起战地救护与安全警卫的重要职责。同年九月初，怀着更为坚定的报国决心，他更进一步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旗下的上海市学生参战大队，直接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战斗。上海不幸沦陷后，迫于形势，关宏达与电影界同仁王引、袁美云等人一同辗转前往香港，并在当地的两粤影片公司继续其演员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再度返回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先后在新华影片公司与光华影片公司参与电影拍摄，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艺术工作。 至一九四一年，身处上海“孤岛”时期的关宏达内心积聚了深重的感慨，他提笔撰写了一篇题为《从影七年的回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回顾了自己从学生、运动员到电影演员的曲折人生轨迹，讲述了其间的生活经历与种种遭遇。他深切感慨时光飞逝、岁月无情，而自己却似乎事业未成，不禁流露出些许意志消沉的情绪。文中，他深情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弟兄，其中有些人“已为争取自由而死”，英勇捐躯；有些人则“正在为国争光，效命于腥风血浪之中，为正义自由争取胜利”，依然奋战在抗敌前线。对比之下，他悲叹自己如今“身居孤岛，在剥削压迫之下的痛苦中，做着强颜欢笑的滑稽丑角”，每念及此，内心便涌起无尽的悲伤与无奈。这篇文章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自白，也折射出在特定历史时期，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身处沦陷区所承受的精神苦闷与家国情怀之间的深刻矛盾。
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的岁月里，关宏达的足迹遍及多家重要文艺机构，他先后加入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影联旅行剧团、上海话剧团、上海剧团以及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等单位，积极参与电影拍摄与舞台演出工作。除了曾在“天一”与“艺华”两家公司参与拍摄《热血青年》《凯歌》《花烛之夜》等三部影片之外，他还在一系列知名作品中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例如在《三毛流浪记》中饰演流氓，在《女儿春》中扮演少爷，在《鸳鸳剑》中演绎佣人，在《影迷传》中诠释阿飞形象，在《饿人行》中出演流浪者，在《鸡鸣早看天》中担任司机助手，在《天堂春梦》中化身为厨师，并在《青山翠谷》中生动刻画了农民角色。此外，他还曾与当时广受欢迎的滑稽影星韩兰根、殷秀岑等人合作，远赴苏州、杭州、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昌、常州、蚌埠等众多城市进行巡回演出，为各地观众带来了《日出》、《林冲》、《教师之家》等精彩话剧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宏达的表演才华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展现空间，其戏路也日益拓宽。他不仅延续了以塑造喜剧人物形象见长的特色，还不断尝试并成功演绎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十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其中包括《球迷》《球场风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记》《聂耳》等重要作品。同时，他也积极投身于外国影片的译制事业，为《奇婚记》《我们的土地》《祖国的早晨》《钦差大臣》等影片的配音与本土化制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关宏达在艺术创作中始终秉持认真严谨的态度，对表演技艺精益求精。他经常深入基层，前往农村与工厂，亲身接触工农群众，通过体验生活来丰富表演内涵。他尤其擅长在喜剧作品中扮演那些滑稽幽默的角色，其诙谐生动的演绎常常令人捧腹，赢得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赞誉。关宏达以其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在中国影坛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记。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艺术家和作品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连广受欢迎的《球场风波》和《球迷》也未能幸免，甚至《大李小李和老李》同样被列入批判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一位知名喜剧演员的关宏达所承受的压力与冲击可想而知。在接连不断的审查与批判之下，原本性格开朗、总是面带笑容的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精神上也日益消沉。这位曾经带给无数观众欢乐的明星，最终因不堪忍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持续迫害，于1967年12月20日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回忆，那天上午调查组曾要求他提交材料，写完材料后的他仿佛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一言不发。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后，他独自一人从居住的四楼走上六楼，随后纵身跃下。一位毕生致力于制造欢笑的喜剧演员，却以如此悲剧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年仅五十三岁。他的骤然离世，不仅令亲友与观众痛心，也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界的重大损失。尽管他生前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充满欢笑的影像，人们也将长久地铭记与怀念他，但其艺术生涯的过早终结始终令人扼腕。直至1979年4月18日，中共上海电影制片厂委员会经过复查，正式为他做出平反决定，恢复其名誉。关宏达（右）生前曾参与演出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也成为其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印记。
凭借其精湛的面部肌肉控制能力和豪爽憨厚的内在气质，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类角色，无论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形象，都能演绎得灵活生动，展现出极为宽广的戏路。在参与演出的一百余部影片中，他成功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角色深入人心，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持久而难忘的记忆。而在日常生活里，他更是一个天性乐观、风趣开朗的乐天派。关宏达作为一位在中国影坛活跃了三十余年的特型喜剧演员，以其独树一帜的幽默风格和滑稽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衷心喜爱与广泛赞誉。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曾对他作出过十分精辟的评价，用“皆大欢喜”这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其艺术表演所带来的普遍欢乐与认可。
关宏达在踏入电影界不久，便凭借其独特的银幕魅力迅速吸引了广大影迷的关注，其间不乏一些年轻姑娘对他表露爱慕之情。在众多倾慕者中，有一位名叫李华的舞女对他展开了尤为热烈的追求，然而关宏达对待婚姻的态度十分慎重，尽管两人相识多年，他却始终未与李华步入婚姻殿堂，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李华生活作风过于随性，感情上也显得不够专一。后来，关宏达因拍摄工作前往青岛，李华也随之前往，但她在当地舞厅中又与其他男子往来密切，这种行为令关宏达深感不满，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关系破裂。分手后，李华在青岛与一名美国士兵同居生活。一年之后，李华重返上海，试图与关宏达重修旧好，但关宏达果断拒绝了她的请求。尽管如此，关宏达仍顾念往日情分，慷慨解囊，资助了她八十美元及一百万法币，并诚恳劝诫她今后应端正生活态度，好自为之。李华对此既懊悔又羞愧，情绪难以平复，不久后在青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的是，在她离世时，衣袋里依然装着关宏达当初赠予的那些美元和法币。得知这一消息后，关宏达悲痛不已，痛哭一场，并从此立誓不再涉足感情之事。直到一九四七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明星香水厂的职员楼梅珍小姐，两人一见倾心，感情迅速升温，最终结为连理。婚礼当日，宾客盈门，场面十分热闹。婚后，关宏达的衣着打扮变得格外整洁，言行举止也愈发稳重得体，脸上时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仿佛整个人都焕然一新。当旁人好奇地问起他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转变时，他微微眯起含笑的双眼，略带神秘地回答道：“这是上天的恩赐，其中的奥秘不可轻易透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