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该地正是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所在地（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一九六四年完成高中学业后，他参加了师资培训，并于次年八月起进入上海市古田中学任教，直至一九七八年九月。在此期间，他先后承担英语、政治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学校团委书记。一九七八年十月，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八三年通过在职学习取得博士学位。自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起，他留校工作，一九八五年晋升为副教授，一九九一年成为教授，并于一九九三年获聘为博士生导师。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七年，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二零零七年三月，他转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目前，他担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地理专业）、校务委员、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教育部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多项职务。葛剑雄于二零零零年一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零零七年三月，他在担任三届共十一年的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后，调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仍保留在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职，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二零一三年三月，他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二零二零年，葛剑雄教授受聘担任游戏《王者荣耀》的学术顾问，为其提供专业学术支持。
自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六零年七月，该阶段于上海市长安中学完成初中学业并顺利毕业。随后，于一九六零年九月进入上海市市北中学就读高中，期间因健康原因曾病休约一年半，最终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完成高中学业并毕业。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五年七月，在上海教育学院接受师资培训，并于市北中学进行实习，此阶段属于非学历性质的进修教育。一九七八年十月，凭借高中学历直接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完成学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至一九八三年九月期间，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担任在职博士研究生，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学习，最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葛剑雄教授是我国学术界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史、人口史以及移民史等多个重要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的知名专家。他目前担任多项重要的学术与社会职务，主要包括：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他也是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与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国际学术期刊《HISTORICAL GEOGRAPHY》的编委。在公共事务方面，他曾任并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一职。葛剑雄教授也曾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曾担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并连续担任上海市第九届和第十届政协委员，后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此外，他还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上海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他曾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他的学术著作，如《###BOOKTITLE_1###》与《###BOOKTITLE_2###》等，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学术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与重要开拓者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该学科的理论构建、方法探索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历史地理前沿：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的诸多核心议题，其思想脉络在后续的《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深化。紧接着，通过《两岸关系的历史和未来》的详尽阐述，一系列关键概念被系统性地构建起来，为读者理解其整体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问世的《中国统一的历史和未来》则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具体分析。而《从天下到世界——上海世博会的启示》的出版，标志着作者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先前提出的部分观点进行了重要的反思与修正。最终，集大成的《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不仅全面总结了前五部著作的精髓，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前瞻性的综合论断，从而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宏大思想体系的发展全貌与最终形态。
在学术生涯中，已累计出版史学专著二十余部，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其作品曾荣获多项重要奖项，包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以及“郭沫若史学奖”等，体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与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还曾参与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这一富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考察活动，并多次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尖高等学府进行深入的学术访问与交流，积极推动国际学术对话。因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一荣誉称号。个人著述成果丰硕，主要著作包括《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合著）、《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千秋兴亡》（主编）、《长城的价值》等，并另有学术论文百余篇。还著有《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主持编纂大型学术丛书《中国人口史》，该丛书规模宏大，共计六卷，逾四千页，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全部出版完成，其内容系统全面，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水平。此外，著作《近忧远虑》亦于2015年4月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294页，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成果。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自古以来便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这种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饮食上，南方人更习惯于食用稻米等细粮，而北方人则偏好面食及各类粗粮；在居住形态上，云南傣族人多适应湿热环境而建造吊脚楼，福建沿海居民则因航海传统普遍信奉妈祖。这些现象生动诠释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即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与生产生活方式，共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能被称作真正的地域文化？认识地域文化又能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葛剑雄教授对此提出见解，他认为地域文化是指最能体现某个特定区域或空间范围独特性的文化类型。其核心特征在于，它必须与周边及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区别。例如，不能因为如今普遍穿着西服就将其视为某地独有的文化；相反，像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到了上海便演变为石库门建筑，这种差异才真正彰显了地方的个性。因此，地域文化应当是一个地方独特身份与精神的集中体现。 实际上，我们的先人早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现象。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引用谚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并对此进行了阐述。这句话的含义是：在一百里的范围内，风尚可能大致相同；但超过一百里，风尚便开始产生变化；而若距离超过一千里，则连习俗都会出现显著差异。那么，“风”具体指什么呢？用现代的话来说，“风”近似于流行风尚，即一时盛行的风气或事物。在古代交通与信息传播不便的条件下，这种流行往往难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通常超不出百里之遥。然而“俗”则不同，我们今天常将“风俗”连用，但两者内涵有别。“俗”更接近于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生活习惯。某种风尚流行一段时间后，其中一部分可能逐渐沉淀下来，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固化为习惯，从而得以长久保存；另一部分则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被新的流行所取代。因此，一个地方暂时流行什么，并不必然构成其地域文化；只有当这种流行历经时间考验，慢慢演变为一群人稳定持久的习惯——即成为“俗”——之后，它才真正融入地方传统，成为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构成范围十分广泛，但通常有几项要素最为关键，例如方言、饮食习俗、民间信仰以及民居建筑形式等，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与身份认同。
在探讨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世界范围内大国历史脉络时，古代中国的地位与规模自然成为一个引人深思的议题。要评判古代中国是否可被视为大国，以及其具体幅员究竟如何，这首先是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并进行客观比较的基础。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名称，实际上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方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指代范围通常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最初专指中原地区逐渐扩展为涵盖整个国家的泛称。即便到了清朝晚期，“中国”一词的用法仍存在双重含义：有时它作为大清国的代称，包括其全部疆域；有时却仅指“内地十八省”，而将东北、内外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排除在外。因此，若要准确界定中国古代的疆域范围，更恰当的方式是依据各个朝代实际统治的区域进行描述，比如秦朝、唐朝、清朝各自管辖的领土面积。倘若要讨论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大小，则必须先行厘清当时“中国”具体指向何种政治实体，涵盖了哪些政权。以公元8世纪为例，如果“中国”仅指唐朝的疆域，那么青藏高原便不应包含在内，因为该地区当时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吐蕃是一个独立于唐朝的政治实体，至少不受唐朝直接管辖——否则唐太宗便无需将宗室女儿嫁予吐蕃赞普，唐朝也不必与吐蕃进行会盟立碑了。倘若因后世中原王朝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便将其追溯至唐朝时期，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当然，如果从中国现有领土范围向前回溯，探讨8世纪时在这片地域内存在的各种政治势力，那么自然应当提及吐蕃，同时还有南诏、渤海等实际上独立于唐朝的政权。 此外，必须注意到，不仅历代王朝之间的疆域差异显著，即便是同一个存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其统治范围也往往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尤其是那些曾进行大规模疆域拓展的王朝，其前期与后期的版图常会出现巨大起伏。例如西汉，其初期西部边界尚未抵达河西走廊，但到后期已向西延伸至巴尔喀什湖地区，而到了末年又收缩至玉门关一带；其南部边界在初年仅至南岭，连今天的广东、广西地区尚处于南越国控制之下，但到中期以后则向南推进至现今越南南部。再如唐朝，在唐太宗灭亡东突厥后，疆域一度向北扩展至贝加尔湖区域，但随着后突厥复国，唐朝的北部边界又回退到阴山沿线。清朝的疆域演变亦颇为典型：雍正时期的版图尚未包含今天的新疆地区，直到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平定天山南北麓后，才将统治范围推进至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然而自1860年起，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今新疆西北部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陆续被俄国侵占，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面积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实际上也已脱离中国管辖。 进一步而言，在审视历史疆域时，还需仔细区分不同类型的统治或影响范围：哪些地区是一个朝代的正式行政区划，哪些属于藩属国关系，哪些则仅是“声威所及”的辐射区域。例如，西汉后期匈奴单于虽曾向汉朝表示归降，但汉宣帝并未将匈奴直接并入汉朝版图，而是资助单于返回匈奴故地，并约定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因此，汉朝的北部边界始终未越过阴山山脉，匈奴也不应被视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多次发动西征，蒙古骑兵的铁蹄遍及亚欧大陆，但到了其孙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其他子孙已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即后世所称的四大汗国。这些汗国与元朝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仅因其统治者源自同一祖先而存在血缘联系。元朝的疆域从未涵盖全部新疆地区，南疆长期属于其他汗国，更不用说中亚、西亚及欧洲部分了。再如越南的大部分区域，虽曾是从西汉至唐朝的正式行政区，但自10世纪起已独立建国，此后与宋、元、明、清等朝长期保持藩属关系。当然，这种藩属状态意味着其并非完全独立，因此法国在将越南变为殖民地之前，仍需迫使清朝放弃宗主国地位并承认越南独立。但我们不能因此将10世纪以后的越南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朝鲜、琉球、缅甸等地在历史上也存在类似情况。至于日本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则从未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中国史籍中记载的“称臣纳贡”行为，实际上多是以“朝贡”为名义进行的国际贸易，或仅是临时性的外交访问。史书所载的“称臣纳贡”多数属于此类性质，其中还有一些不过是天朝大国因循旧例或自我慰藉的单方面记录。甚至直到清朝前期，官方文献仍将俄罗斯、法兰西、葡萄牙、红毛（明代称荷兰人为“红毛番”，清中叶以来亦用以指称英国人）等国来访称为朝贡，难道我们能因此相信这些国家是清朝的藩属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将历史时期的“中国”或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描绘得越辽阔，便越能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中国真正致力于和平崛起，就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深刻教训，从而立足现实、稳健地面向未来。葛剑雄
2026年2月，获得2025“世纪作者”荣誉。
曾有学生向我倾诉，他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奋斗之路本就艰辛，原本期盼能凭借自身努力，在公平的考试竞争中赢得一线机会，然而如今连这份希望似乎也遭遇了冲击。针对不久前发生的研究生考试试题泄露事件，在2012年3月5日举行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葛剑雄，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均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他们共同建议教育部应就此次泄题事件作出正式回应，并考虑采取相应的补救与补偿措施。葛剑雄委员特别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消除该事件已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指出必须对事件进行彻底追查，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开，绝不能任由其含糊收场。葛剑雄委员进一步表示，若不采取坚决行动，将难以重建考生对国家考试制度的信任，也无法向全社会作出合理解释。他明确提出：“我认为教育部需要公开表态，如果调查证实泄题属实，首先应当考虑致歉，同时还需研究出台补偿方案。”据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将出席教育界别委员的联组讨论会议，葛剑雄委员对此表示：“等袁部长到场，我将当面提出质询；倘若没有合适机会，我也会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问题。”这一事件不仅关乎考试公平，更触及无数考生对前途的期待与信任，因而受到教育界委员的高度重视与严肃对待。
早在二零零三年，葛剑雄便参与了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卫视联合制作的大型纪录片《走进非洲》，并作为北非线路摄制组的主持人之一，深入当地进行拍摄与讲述。随后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受邀成为湖南卫视热门节目《非常靠谱》的访谈嘉宾，与观众分享其见解。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他登上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开讲啦》的讲台，发表了以“读书永无毕业”为主题的深刻演讲，引发了广泛共鸣。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葛剑雄又参与了以探索知识源流为特色的文化节目《隐秘的细节》，进一步展现其学术积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他正式入驻B站平台，通过新媒体与更广泛的受众进行交流。直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他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闪耀吧！大运河》如期播出，再次丰富了其在公众视野中的文化活动轨迹。
在湖北随州发生的一起重大杀人案件中，罪犯熊振林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诉状，试图借助“国庆大赦”的机会保全性命，这一举动使得已三十多年未曾实施的赦免制度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恰逢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专门准备了一份提案，提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实行特赦。他在提案中指出，特赦的对象可以涵盖刑事案件中的轻微犯罪者与过失犯罪者。然而，关于国庆期间是否适宜实施特赦，委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一定的争议。 葛剑雄强调，“决定特赦”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职权之一，他在提案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的内容，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作出特赦决定，并指出“实行特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据历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1959年至1975年间先后进行过七次特赦。其中首次特赦主要针对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以及部分普通刑事犯，甚至包括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后的六次特赦则均以战犯为主要对象。 葛剑雄在提案中进一步阐述，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典之日，这既是全国人民共同欢庆的节日，也是载入中国史册的重要篇章，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依照《宪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实行特赦可以体现政府的法治精神与人权保障理念，展示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与社会稳定的局面，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相应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特赦，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 针对社会可能存在的疑虑，葛剑雄特别说明：“特赦的范围具有特定类型，并非所有在押罪犯都能因此获释。”他认为公众不必对特赦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在他的设想中，特赦的范围应当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为前提，同时要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葛剑雄具体分析道，有望获得特赦的刑事犯罪主要集中在轻微犯罪和过失犯罪这两个类别。他提出：“相关部门需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只有确实真诚悔过、表现良好的罪犯才具备获得特赦的资格。”此外，他认为即使是一些犯罪行为较为严重但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确有悔改之意的罪犯，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体现赦免精神，并不一定完全释放，也可采取减刑等其他方式。 葛剑雄表示：“对罪犯的改造应体现人性化的关怀。”在他看来，服刑的教育改造功能应当超越单纯的惩罚作用。对于社会上关于实行特赦可能引发腐败现象的担忧，葛剑雄回应称，任何制度都不能绝对完美，但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来保障特赦实施的公正性与透明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潜在问题的发生。
2013年6月8日深夜23时44分，葛剑雄教授通过其新浪微博账号公开发文表示：“我自2007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原本计划在2015年满七十周岁前主动请辞，此事此前已向学校领导说明。近日承蒙教育部领导的关切与提醒，明确指出我的年龄已不适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为避免给图书馆及学校工作带来更多影响，我已于日前正式向校方提交了辞职报告。在完成相关工作交接后，我将不再通过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未来将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继续与大家保持交流与互动。”大学图书馆馆长是高校中至关重要的学术领导岗位，复旦大学历来注重选拔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并在学界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来承担这一职责。葛剑雄先生自受学校委任为图书馆馆长以来，在任期间兢兢业业，推动多项业务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深受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与尊敬。目前，学校方面已正式向葛先生发出挽留邀请，希望他能继续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我们坚信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与深厚的学术底蕴，葛先生必将能够继续引领复旦大学图书馆稳步向前，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关于民营教育发展的议题上，我的看法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应当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教育事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这其中包括在确保国家整体利益和教育主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适度并有序地开放教育领域，吸引和利用外资参与办学，从而为教育体系注入更多元化的资源和活力。其次，在处理与这些民营学校的关系时，国家的角色应侧重于监督而非直接管理。具体而言，教育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责在于建立并执行明确的教育质量评估与监督体系，对民营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严格监管。若学校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教育质量标准，则应依法依规要求其整改或停止办学；反之，对于那些完全符合甚至超越质量标准的民营学校，政府应当给予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对待和政策支持，体现公平原则。例如，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做法，对于办学质量达标、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政府同样会通过发放补贴等方式予以资助和鼓励。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呈现出日益显著的行政化趋势，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校日常运行所依赖的常规性经费相对有限，而相当一部分资金需要通过各类竞争性项目来获取。这些项目资金的分配权往往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由政府机构根据相关政策和评审结果来决定是否拨付以及拨付的额度。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下，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便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以行政导向为中心的氛围，各项工作和决策都可能倾向于迎合上级的行政管理要求。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个被称为“天下最牛秘书”的典型案例，该事件描述了一位教育部的普通女秘书，在视察期间却得到了多所高校校长们的恭敬陪同与周到候命。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根源并不在于秘书个人，而在于教育资源的审批与分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当权力高度集中后，即便是主管部门中的一般工作人员，在基层单位眼中也往往被视为权力的某种象征或联络节点，至少成为与权力机关沟通的关键渠道。这种状况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对行政体系的依附性，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高校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