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非

白石老人一生广收门徒，曾刻“三千门客赵吴无”一印，以彰显其培育桃李之盛况，颇有在招收弟子规模上超越赵之谦、吴昌硕的欣慰之意。然而在齐门众多学生之中，真正遵循古礼、叩首拜师、得以登堂入室的入室弟子其实并不算多，王庆雯先生正是这其中之一位。在胡适、黎锦熙等人共同编纂的《齐白石年谱》里，对王庆雯先生有如下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戊子，白石八十八岁，居北平，近年常有过从之弟子：娄少怀、陈纫兰、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王庆雯……等。”然而，由于历经“文革”动荡，加之先生过早离世，导致社会对其绘画艺术了解甚少，多年来更无人撰文系统论述其生平与艺术成就，作为后学，我始终深感遗憾。先生祖籍河南，1920年生于北京。其家虽非显赫世族，亦属家境殷实之大户。其父在民国时期担任北平邮电局局长，因职务之便，与当时定居北平未久的齐白石先生常有交往。当年白石老人南北通信、邮寄包裹等事务，多由王家代为办理，日久天长，两家关系便日益密切。先生自幼体质较弱，性格沉静内向，唯独对书画艺术倾注深情且进步迅速。十八岁时，他加入“雪庐画社”，该社是由湖社成员于1934年创立，以传授中国画技法为主的艺术团体。最初社址位于北平西城武王侯胡同50号，初创时有学员三十余人，后逐渐发展至两百多人。画社分设山水、人物、花鸟、金石篆刻四科，由金哲公、王心竞、季观之、晏少翔、钟质夫、金禹民等前辈分别执教各科。黄宾虹先生每周亦来画社一次，为全体学员讲授三小时绘画理论。在二十岁之前，王庆雯先生已于“雪庐画社”打下了扎实的书画根基，其作品通过参加画社每年举办的展览并售出，逐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0年，先生正式行叩头大礼，拜齐白石为师。白石老人依其名中“雯”字之意，为其取号“飞五”，并亲手镌刻“王庆雯”、“瞻宇”两方印章相赠。自此，先生追随白石老人左右，侍奉笔砚，前后长达十七年。1941年春，白石老人在北平西长安街“庆林春饭庄”设宴，举行立胡宝珠为继室并分授家产的仪式，特邀亲友及门生共二十九人到场签字见证。在所有见证人中，以王庆雯先生年龄最小，师徒情谊之深，由此可见。齐良迟先生在《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曾回忆道：“我母亲身体不好，常犯气喘，中年后又添一种病症，发作时手足僵直，不省人事，需旁人立即扶起坐正，将手脚蜷起，方能慢慢缓过气来。因此每当母亲发病，我们便轮流值守，昼夜看护。负责照看母亲的主要是我与齐良已、王庆雯、娄少怀四人。平日父亲绝不允许他人在其画案上作画，但在此期间却可破例。我们四人利用夜间值守之暇，合作临摹了一幅父亲的《四喜图》：每人各画一只喜鹊，我弟弟良已又补画了一块石头。父亲随后在画上篆书‘四喜图’三字，并题跋云：‘门客娄少怀、王庆雯，儿辈良迟、良已合作，白石题’。”如今，这幅《四喜图》虽已无缘得见，但可以想见，先生二十余岁时已具备相当的笔墨功力。 白石老人九十三岁时曾题先生画鱼曰：“予能知鱼之乐，故能画鱼各有形状。庆雯弟亦善观察鱼之动作，故画鱼亦得自然之趣……”又题其画蟹：“门人画蟹者惟庆雯弟过我。”除写意花鸟外，在工笔草虫方面，先生亦是齐门弟子中极少数得其真传者之一。我曾亲见先生所绘工笔贝叶鸣蝉、大写意南瓜配工笔蝈蝈、工笔螳螂等作品，几可与白石老人真迹乱真！可惜先生大量画作毁于“文革”浩劫。更令人痛心的是，偶有幸存之作，竟被利欲熏心之徒挖去本款，冒充白石老人作品欺世盗名，闻之扼腕。先生先天心脏欠佳，加之性格孤高内向，故新中国成立后虽有机会进入艺术院校讲学或成为画院画师，终因身心原因未能如愿。据其早年弟子李福师兄回忆：五十年代末，先生居于北京东直门新太仓39号，以授徒卖画为生。李福藏有先生四十岁左右为其所作忘忧草、夹竹桃、珍珠鸡、小山雀、戴胜鸟、燕雀等题材画作，皆属白石老人笔下罕见之题材。可见先生当时已有意突破门户局限，进行独立的艺术探索与实践。 “文革”十年间，先生举家避居京郊怀柔，每日于田野青山间闭门读书，心境安闲自得。这段田园岁月，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他以写生为根基，将白石老人的笔墨加以规整提炼，结合自身沉静气质，逐渐形成了笔墨秀润、造型生动、形神兼备的小写意风格。其中最具个人特色的当属其笔下松鼠，活泼灵动，栩栩如生，成为先生晚年常绘的代表题材。 “文革”结束后，先生自怀柔迁至北京东郊一村落定居（即今北京东四环太阳宫一带），我于彼时有幸拜入先生门下，成为其晚年所收年龄最小的弟子。初次见面，最深刻的印象是先生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模样。先生身材不高，微驼，面容清瘦，双目却炯炯有神。说话声音轻柔，措辞文雅，高兴时常抿嘴微笑。我当时年幼，不过一清寒学子，先生授艺，分文不取。我每次带去四张四尺整纸生宣，权作学费，先生则取其中一张，裁四分之一为我作画示范，并将范画赠我临摹学习。因住处偏僻，先生嘱我每次前来务必带些近期的《参考消息》给他，此后我每次拜访皆不忘携带，直至先生离世。 先生传授艺业极为严肃认真。我每次带去数十幅习作请其批阅，先生皆逐一细观，并用蓝色钢笔逐一点评修改。每见我稍有进步，先生在夸赞时常流露欣慰得意之色，其情其景令我终生难忘。先生每次示范作画前，必先研墨半小时，言此乃白石老人一贯习惯。待作画时，便请家人暂避，以求室内清静。动笔前，先生总以指甲在纸上轻划勾勒构图；作画时全神贯注，默然不语，惟至关键处方轻声提点我注意观看。画毕再为我详解画法构图，每次完成，必先将画悬挂墙上，与我一同品评，遇有不尽意处便取下添补数笔。自始至终，其笔洗中之水始终保持清澈，先生言白石老人作画亦如是。记得先生那方形画案兼作饭桌，有时作画至天色已晚，先生留我用饭，我便帮忙将笔砚等物从桌上移开……先生最后岁月便是在这般简朴的环境中度过。我始终难忘，那陋室虽简，每次造访却总见壁间悬有先生新作；虽是木梁土屋，却有雅致盆花、盆景点缀其间；虽窗外鸡鸣犬吠与画室内先生温文尔雅的谈吐似不协调，但每次从先生陋室返回自己楼房居所时，我常暗下决心，定要在这优于先生数倍的环境中勤加练习，尽快掌握当日所学，以便早日再回先生身旁聆听教诲。 先生之画，既得白石老人笔墨神韵，又具自家规整秀润之小写意风貌。其行书亦雅致秀美，与画风相映成趣，逢得意之作常以篆书加题。先生亦擅治印，晚年因环境与身体状况所作不多。曾言欲为我刻一名章，惜最终未能实现。1979年末，正值国家经济步入正轨、文化艺术渐趋复苏，先生创作本可更上一层楼之际，奈何天不假年，竟以五十九岁之龄猝然长逝，实令人无限痛惜。时光流逝，岁月沧桑，先生画名早已湮没于世人记忆的尘烟之中。幸得湘潭敖普安先生嘱我撰写此篇追忆文字并推荐发表，此举不仅可令我先师在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亦能彰显前贤艺术成就，免遗珠之憾，更可激励后学继承传统、开拓新境。王庆雯先生画赠高克非的作品普安先生之高情厚意，我在此谨叩首拜谢。本文原载于《齐白石研究丛刊》第五辑。 在中国绘画史上，雏鸡题材早在宋代便已出现，近代画家如任伯年、齐白石、张书旂、黄胄等亦皆擅长描绘。观张世简先生笔下雏鸡，既不同于古人，亦有别于同代画家，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画雏鸡手法介于工写之间，“没骨”与勾勒结合，笔墨中略施淡彩。有时画面雏鸡多达二三十只，或相向或相背，或仰首或俯身，头脚攒动，姿态各异，同时又疏密有致，乱中有序。画面常配以春日迎春花，远观之：黄花为伴，墨色融融，一派盎然生机。那种春光明媚的色调与浑然天成的构图，早已成为世简先生独具特色的艺术标识，为画界所公认。 张世简先生作画勤奋，“文革”后更是笔耕不辍，直至晚年，仍坚持每日晨起挥毫。1994年，荣宝斋出版社为其出版了生平第一本画集，翻开画页，一幅幅墨彩淋漓、生机勃勃的花鸟作品跃然纸上：荷塘掠飞的翠鸟、寿桃枝头的白头翁、合欢树下的珍珠鸡、油菜花间的群燕……无不展现出画家和煦平易、雅俗共赏的艺术风貌，亦透露出其内心深处对自然草木的真挚情感。可以说，若无画家对生命的深切热爱，便不会有这些打动观者的佳作。 张世简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代有才人出”的礼张村，叔父张振铎先生是近代著名画家与美术教育家，堂兄张书旂先生乃潘天寿先生故交、“白社”创始人之一。世简先生幼年即由当时已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张书旂先生亲授，后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先生，同时还得到黄宾虹、傅抱石、黄君璧等前辈指点。在创作中，世简先生并未机械地糅合张书旂先生的秀润含蓄与潘天寿先生的雄强霸悍，而是不断探寻与思考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共通之处。经过数十年勤奋探索，世简先生逐渐认清并把握住自身的艺术气质，以此为基础，不断强化并融合了前人含蓄与雄强的艺术特点，在画面上墨彩交融、行草笔意入画、润笔泼墨与渴笔皴擦并用，纵横挥洒、动静得宜，最终形成了个人清新爽利、艳而不俗的花鸟画风格。著名美术评论家孙美兰女士在1994年评价其作品时指出：“张世简先生的花鸟画是脱离了盲目性、正趋向成熟的艺术。”的确，只要翻阅那些成摞成堆、系统完整的写生稿本，便不难理解画家在这“趋向成熟的艺术”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毅力与艺术激情。即便在“文革”期间于干校放鸭、打猪草的岁月，反映在其写生本中的，依然是那份寄情花鸟世界的美好记忆。原文曾刊载于《中国书画报》（1997年1月6日），此处文字略有调整。 1993年曾与张世简、何镜涵、田镛等先生合作高克非在北京画院“娄师白先生辞世3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在座诸位娄先生弟子，多是我的师兄与学长。我自上世纪90年代初随娄先生学画，老师年长我整整五十岁，作为他的晚学，我想回顾两件令我记忆深刻之事。 第一件事便发生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也就在我们此刻所在的会议室。2008年3月底，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胡佩衡先生遗作展，并于展览期间召开了胡佩衡先生艺术研讨会。娄先生应邀与会并发言，我有幸陪同老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开始前一小时，老师便已抵达，他从美术馆一层至二层，认真细致地观看了胡佩衡先生的每一幅作品。当走到二层展厅正面墙前，看到一幅题为《洞天漓影》的作品时，老师驻足良久。那是一幅约一点五米见方的山水画，画面四周描绘了一处溶洞洞口，观之如人立于洞内向外眺望，近景至远景依次为翠竹、漓江、竹筏、对岸与远山，层次分明。老师在画前站立许久后对我说：“这是桂林著名溶洞‘冠岩’，我在60年代也曾去那里写生，画过一幅‘冠岩’题材的山水，但我当时是从外向内画，画面除岩洞周围山景外，仅见一黝黑洞窟。看了胡先生此作，方觉其构思精巧、取景优美，我当年所画远不及他。”我闻言深受感动，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竟如此谦逊！他不仅将成功的绘画经验倾囊相授，亦不讳言自己曾走过的弯路，唯怀纯粹艺术之心者，方能如此虚怀若谷。 老师于2007年以九十高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从艺七十周年艺术大展。画展前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女记者向娄老提了一个小问题：“您已九十高龄，是否每天仍坚持作画？”老师不假思索答道：“我每天都在画画，但并非每天都在创作！我时常被迫画些应酬之作，重复以往笔墨，这实非我所愿。我极希望能有充裕时间，集中精力再行创作，在艺术上我还想再求变法、再图突破。”老师对待艺术这种谦逊与进取的精神，令我终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