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五月，这位作家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的晒布场2号。两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她随同父母迁居至武汉生活。一九六二年九月，她进入武汉市新村小学开始接受基础教育。一九七四年九月，她从武汉市红军二中完成高中学业，当时依据“多子女身边留一”的政策，得以留在城市等待工作分配。次年一月，她被分配至武汉市运输合作社，成为一名装卸工人。一九七七年八月，她的文学生涯迎来了第一个重要时刻，在《诗刊》杂志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组短诗《装卸工手记》，这标志着其创作道路的正式开启。一九七八年十月，她成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深造。一九八二年二月，她的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在《长江文艺》杂志同年的第二期上刊发；同年六月，她的诗歌作品《我拉起板车》（外一首）发表于《诗刊》杂志；八月，她顺利从武汉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被分配至湖北电视台电视剧部担任编辑工作；十月，她完成了电视报道剧剧本《绿色窗口》，该剧很快由湖北电视台拍摄制作并播出。 一九八三年三月，她参加了《青春》笔会，并在会议期间完成了个人第一部中篇小说《走向远方》的创作；同年十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大篷车”上》正式出版；此外，她的诗歌《我拉起板车》荣获了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度的中国《诗刊》新诗创作一等奖。一九八六年一月，她的中篇小说集《十八岁进行曲》出版，同时她调动工作至湖北电视台对外宣传部继续担任编辑；八月，她在《中国》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白梦》，这篇作品被视为其创作风格发生显著转变的重要节点。一九八七年，她发表了中篇小说《风景》，这部作品被当时的文学批评界认为是“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同年，她还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和《白雾》。一九八八年，她的短篇小说《十八岁进行曲》获得了《小说月报》第二届百花奖。 一九八九年九月，她的作品《风景》荣获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这部小说又接连获得了《小说选刊》觉沈努西杯奖以及《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十二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也是在这一年，她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同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江那一岸》出版，该集子主要描绘了青年人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生动写出了他们在那个变动纷乱的时代里各自怀揣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 一九九零年四月，她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十二月，她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一年八月，她在《长江文艺》发表了中篇小说《桃花灿烂》；同年，她的作品《祖父在父亲心中》获得了上海市首届优秀作品奖。一九九二年一月，她发表了短篇小说《一唱三叹》；十一月，她的短篇小说集《一唱三叹》出版，其中收录了包括《这天这年》、《一唱三叹》、《落日》在内的九篇小说；十二月，她的中篇小说集《行云流水》出版；同年，作品《祖父在父亲心中》获得了湖北省第二届屈原文艺奖。 一九九三年三月，她出任《长江丛刊》社长兼主编；八月，她的中篇小说集《随意表白》出版；十一月，她的小说、诗歌、散文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方方》问世；十二月，她的中篇小说集《无处遁逃》出版，该集收录了《行为艺术》、《黑洞》、《无处遁逃》、《三人行》等六篇小说；同年，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和短篇小说《纸婚年》同时荣获了第五届百花文学奖。一九九四年一月，她创办了《今日名流》杂志并担任社长兼主编。 一九九五年四月，她的中篇小说集《何处是我家园》出版；六月，她的散文集《闲聊》和短篇小说集《行为艺术》同时出版；八月，她前往怀柔参加了第九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相关活动；九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十二月，她的中篇小说集《埋伏》、《黑洞》、《风景》以及短篇小说集《凶案》、《白梦》相继出版。 一九九六年一月，她的随笔集《拈花一笑》出版；三月，她的短篇小说集《推测几种》出版；十月，她的中篇小说集《桃花灿烂》出版；同月，她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九七年一月，她出版了地方题材书籍《武汉人》，旨在唤起读者对武汉城市记忆的关注与珍视；十月，应美国政府邀请，她作为国际访问者访问了美国；同年，她的中篇小说《埋伏》获得了《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文学奖。 一九九八年一月，她的散文随笔集《雅兴》出版；三月，她的另一部散文随笔集《听取自然》出版；九月，她的图文影记《方方影记》、散文集《出门看风景》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方方小说精粹》同时出版；十二月，她的童话作品《有个小孩叫冬冬》出版。一九九九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这部作品深刻表现了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至一九六六年期间，一群居住在乌泥湖的水利专家所经历的种种精神、道义与良知上的严峻考验和人生历练；同月，她还发表了中篇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黄苏子——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其人格由异化走向分裂的悲剧故事；同年，她的中篇小说《过程》获得了《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文学奖。 二零零零年一月，她的中篇小说集《过程》和散文集《又一个好人远行了》出版；四月，应法国南方书展邀请，她赴法国参加了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九月，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正式出版；十月，应北美华人女作家协会邀请，她赴美国参加了该协会的年会活动，并作了题为《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写作姿态》的演讲。 二零零一年一月，她出版了中篇小说《何处家园》，并与叶兆言、范小青、何申、张宇、王兆军、张石山等作家共同撰写了随笔集《闲说中国人》，该书记述了不同地域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以及形成这些性格的地理、气候与人文环境等因素；四月，她所任职的今日名流杂志社被责令停办，同年她被解除了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五月，她的中篇小说集《都市谣言》出版；九月，她的短篇小说集《暗示》、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以及散文集《方方散文》同时出版；十月，她的散文集《到庐山看老别墅》出版，该书由十二篇讲述庐山老别墅故事的散文组成；同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十一月，她赴韩国参加了“和平营地2001”国际和平活动。 二零零二年一月，她的小说与散文随笔合集《方方读本》出版；十月，她的游记作品《阅读武汉》出版；十一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同年，她的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获得了《中国作家》“大红鹰杯”友刊优秀作品奖，并入选了二零零二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同年，她应法中友协邀请，在法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 二零零三年一月，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祖父在父亲心中》，并发表了中篇小说《水随天去》，后者叙述了一个与婚恋、情爱密切相关的故事；四月，她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出版；同年，她的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获得了第十届百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二零零四年一月，她出版了中篇小说《落日》；五月，她的散文集《汉口的沧桑往事》出版，该书共收录了十八篇关于汉口旧事的散文；十二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出门寻死》；同年，她的作品《汉口的沧桑往事》获得了长江出版集团颁发的最受读者欢迎奖。 二零零五年五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中北路空无一人》，该作品以一对父子之间的冲突与亲情为主线，描绘了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的矛盾。二零零六年一月，她的小说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出版；二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春天来到昙华林》；五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十月，她又随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了越南、印度和埃及；十二月，她出版了文史资料著作《汉口租界》，该书图文并茂地对汉口租界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解读。 二零零七年五月，她发表了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七月，她的中篇小说集《春天来到昙华林》出版；九月二十二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二零零八年五月，她赴韩国参加了中韩作家对话交流会；七月，她的散文集《生命的韧性》出版；九月，她的小说集《方方自选集》出版；同月，她赴美国参加了海外华人女作家年会，并作了题为《女人的内心没有家园》的演讲；十一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十二月，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出版。 二零零九年一月，她的散文集《风景深处》出版；五月，她的游记《客观》出版，书中内容分别包括“进入印度有如进入人的森林”、“我行我素之印度”、“海上的象岛”等篇章；六月，她的作品《万箭穿心》获得了第十三届百花文学奖；同月，应德国“德中同行”项目邀请，她赴德国参加了为期约两个月的文化交流活动；九月，她的中短篇小说集《琴断口》出版；十月，应德国歌德学院邀请，她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并与德国作家进行了现场对话；同年，她的作品《水在时间之下》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她担任了湖北省第二届“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的评委；九月，她的中短篇小说集《纸婚年》出版；十月，她凭借小说《琴断口》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同年，她的作品《琴断口》入选了《北京文学》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获得了中国小说学会二零零九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的佳绩。 二零一一年，她推出了长篇小说《武昌城》及中篇小说《民的1911》，其中《武昌城》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九二六年长达四十天的武昌围城战，而《民的1911》则全景式地再现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波澜壮阔的经过。二零一二年一月，她的中篇小说集《刀锋上的蚂蚁》出版；四月，她获得了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称号；八月，她出版了中篇小说《声音低回》，故事围绕一名三十多岁的弱智青年阿里寻找妈妈的声音而展开；九月二十五日，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她再次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十一月十六日，根据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十二月二十七日，她与艺术家冷军联手打造的雅皮剧《桃花灿烂》在武汉成功首演。 二零一三年五月，她的长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出版，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位山村青年艰辛奋斗的短促人生；七月，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出版了单行本。二零一四年八月，她出版了小说集《惟妙惟肖的爱情》，书中描写了一场发生在读书人与商人、博士生与高中生之间的激烈竞争。二零一五年一月，她出版了“方方中篇小说系列”丛书，该系列包括《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作品。 二零一六年七月，她的短篇小说集《云淡风轻》出版。二零一七年六月，她出版了“命运三部曲”中篇小说，包括《落日》、《奔跑的火光》和《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十月，她的中篇小说集《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出版。二零一八年四月，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集《中北路空无一人》出版；九月二十七日，她的作品《风景》入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榜单。 二零一九年六月，她与崔永元、贾浅浅等作者合著了作品《我们的父亲》，该书以感动而温暖的笔触，唤起了人们对父亲母亲的深切怀念之情；十月，她的散文集《拜访狼巢》出版；十一月，她的长篇小说《是无等等》发表于《十月》杂志第六期。二零二零年一月，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时于此间：方方中短篇小说精选》出版；四月，她的作品《武汉日记》英文版在亚马逊网站开启预售，其中部分内容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回溯至一九八二年，方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电视台工作，开启了她人生与事业的新篇章。
一九七二年九月，方方的父亲汪德佑先生与世长辞。时光流转至一九八八年春节，方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步入婚姻。次年一月，她的女儿毛妹降临人世；然而同年十月，方方的母亲张恬然女士也因病逝世，这一年因此承载了悲喜交织的记忆。一九九九年五月，方方的婚姻走向终点，她结束了这段感情关系。二零零七年九月，女儿毛妹长大成人，顺利进入大学开始求学阶段。在家庭方面，方方共有三位兄长：她的大哥当年以湖北省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二哥长期在东北大学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三哥则投身于航空领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力量。此外，方方的亲属中不乏杰出人士：她的小舅公是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伯祖父是文史学者汪辟疆；祖父名为汪国镇；五叔则是汪吉佑。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在“二次革命”期间担任秘书长一职，在近代历史上留有印记。这些家族成员的经历与成就，共同构成了方方成长背景中丰富而多元的脉络。
方方的文学创作始终聚焦于市民生活与知识分子境遇两大主题领域。在市民题材方面，她创作了《行云流水》《落日》《桃花灿烂》等一系列作品，这些小说深入剖析市井百态，不仅是对世俗生活的真实摹写，更是对人类社会普遍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方方笔下的市民世界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而冷峻的色彩，生存场景多显得压抑残酷，人物形象也常呈现出扭曲、矛盾的复杂性格。然而，在这种灰暗的叙事基调之下，始终贯穿着作家对社会现实清醒而严肃的审视与叩问。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社会急剧变革、时代飞速前行之际，方方在实地走访与采风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仍有大量人群被抛在发展的洪流之外。他们之中许多人尚未接触自来水，对淋浴器等现代设施感到陌生；当外界日新月异之时，他们的生活节奏却依然缓慢、近乎凝滞。方方由此深刻体悟到，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生命轨迹，许多人或许对宏观的时代浪潮毫无感知，亦未曾体验过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对社会变迁缺乏敏锐度，但他们依然遵循自身的方式构建起完整的生活世界，对自然万物、生活细处有着独特而细腻的认知。这种看似“落后”的存在状态，实则折射出个体生命在时代裹挟下保持的某种内在自由与自在意识，是一种超越单一线性发展观的生存姿态。这样的观察与思考，极大地丰富了方方对于生命内涵与存在多样性的理解。 与此同时，方方在知识分子题材上也着力颇深，著有《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何处是我家园》《乌泥湖年谱》等作品，其内容主要围绕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人格坚守与精神世界展开深入剖析。作为一名兼具知识分子良知、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方方的创作既保有对现实境况的冷峻揭示，又浸润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情与悲悯情怀。她凭借女性的视角与身份进行书写，却展现出一种超越性别局限的、坚韧而深邃的力量。在小说中，方方始终以清醒的目光凝视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深入挖掘人们在现实苦难与困境中的具体生命体验，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冷峻而深刻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既包含对“生”的执着与追问，也涵盖对“死”的直面与和解。方方曾坦言，小说于她而言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达与倾诉途径；这种倾诉源于她对生活中个体孤独本质的体认，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脆弱性的洞察，而创作过程本身，正是她消化与转化这份孤独体验的重要方式。基于这种对生命的独特感悟，方方逐渐形成了某种冷静旁观的叙事姿态：她以自身的痛感去感知世间众生的普遍境遇，从个体生命意识的微观体验出发，去触摸那个破碎的世界与异化的人性，并以一种近乎审视的冷静笔调，描绘普通市民的日常，叙述纷繁复杂的人生百态。 在书写底层民众物质生活的匮乏时，方方的笔端常常渗透着一种浓厚的“荒原”意识。底层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逼仄的生活空间与卑微的社会地位，而隐藏在这生存表象之下的，更是一种无处逃遁的现实荒凉感。“荒原感”构成了方方底层书写的文学底色与情感基调，她有意剥离了生活中常见的温情、趣味与幽默成分，直白地袒露出粗糙而恶劣的生存本相。这种底层群体的荒原化，主要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拥挤与物质财富的极度短缺，直接导致爱情、亲情等基本人伦关系遭受侵蚀甚至解构，人们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往往不得不进行各种人性表演；另一方面，精神世界的贫瘠与希望感的丧失，使得荒原状态进一步内化。方方的作品由此暴露出，在荒原化的社会条件下，底层群体正面临着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严峻现实。面对这种困境，方方并未止步于揭示，而是带着对底层出路的独特思考，尝试探寻苦难的可能出口。她一方面承继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与身份自觉，另一方面又在明确的作家“职业意识”中，自然融入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尺度与人文关怀。在她的叙事中，底层人物面对苦难大致呈现出两种出路模式：或在抗争中走向毁灭，或在尘世中坚守本真。前者着重展现的是，无论底层个体如何努力，在强大的时代与社会外力作用下，他们的命运往往仍被现实无情吞噬；而随着创作日益成熟，方方在洞察生存背后难以化解的矛盾之后，虽然承认人在多数时候对自身生存缺乏掌控力，但她依然主张不应轻易放弃。因此，她在作品中更多地赋予底层人物以善良、正直等品质，让他们通过在尘世中的坚守来对抗现实的苦难，从而在绝望的缝隙中透出一丝人性的微光与韧性。
方方在文学创作初期的作品，大多聚焦于青年一代的生活图景与青春理想的抒发，笔触间洋溢着诗意的追寻。然而，她的创作路径很快便从这种诗意的寻觅转向了质朴而深刻的世俗写实。自1986年《白梦》开始，方方的创作风格日益明晰并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她独具特色的艺术取向，即格外擅长描摹人间百态与凡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她早期的小说风格总体明快流畅，而自《风景》起，她的目光更为集中地投向了城市中的平民阶层，开始深入刻画人性中存在的丑恶与扭曲面相。有评论家曾精辟地指出，方方的写作至少呈现出三幅迥异的面孔：一幅是冷峻犀利的，一幅是深沉严肃的，还有一幅是欢快明朗的，这些不同的风格面貌相互交织，共同构建起方方笔下那个丰富而多元的艺术世界。特别是在《风景》《落日》《黑洞》等作品中，方方娴熟地运用写实主义笔法，将人物置于极端的情境之下进行考验，使得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她以异常冷静的叙述口吻，融合了西方文学中的荒诞与戏谑手法，毫无掩饰地揭示出人性的扭曲与复杂，从而也锤炼出自己独有的一种睿智且辛辣的叙事风格。 进入新世纪以后，方方在写作上实现了自我突破，其关注的焦点也逐步深化，转向了对人性本质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持久关注。她所创作的小说如《武昌城》《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等，正是其成功转型、着力书写人性并深刻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的有力证明。以《水在时间之下》为例，这部作品蕴含着鲜明的人道主义关怀，作者以温情的笔触细腻地勾勒出主人公水上灯曲折的精神流变历程。方方在其小说创作中，始终持续地考察着女性的生存处境，并致力于书写女性的命运轨迹。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方方便创作了《哪里来哪里去》《船的沉没》《桃花灿烂》《随意表白》等一系列作品；新世纪以来，她又陆续推出了《奔跑的火光》《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水随天去》《树树皆秋色》《琴断口》等女性题材小说，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深入探寻着女性的命运主题。方方并未刻意标榜自己实践某一种具体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未曾刻意宣称专为女性而写作。然而，正是从作家这种近乎无意识的创作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出，方方虽然也描绘世俗生活、刻画女性人物，却依然能在对女性及世俗的观照中保持一种超越性的视角，坚守着她固有的文人品性，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深刻地窥见女性命运在社会中的本真存在状态。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方方擅长对日常生活进行本真状态的还原，这一特色也延续到了她的历史小说创作之中。她在尊重历史事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细节的基础上，常常采用个人化的叙事视角，着力描写凡常普通人眼中所见证的历史，透过对个人历史的书写来折射宏大的民族历史。方方笔下的历史是生活化的、具象化的历史，她有意识地消解意识形态对生活本相的遮蔽，转而关注个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注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她对历史长河中挣扎求存的个体生命始终抱以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使其冷静的笔触之下始终充溢着人道主义的温情。在方方历史题材的系列小说中，她延续了新历史小说所倡导的个人化叙事手法，坚持从小处着手，描摹个人视野里的历史风云。无论是描写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浮沉的《乌泥湖年谱》，还是展现小人物眼中历史变迁的《民的1911》，抑或是通过一代汉剧名角“水上灯”的传奇人生来演绎城市历史的《水在时间之下》，以及深挖城市地表之下那段不为人知的战争记忆的《武昌城》，其共同之处在于，方方都选择了以个人化的角度来叙述风云变幻的历史，用朴素而写实的笔触描绘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庸常人生。《武昌城》和《民的1911》便是方方“以小见大”叙事策略的典型体现，她通过亲历者眼中的战争描写，来重塑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片段。她抛弃了传统历史叙事中注重宏大场面的写法，转而以细腻的笔触，用小人物们的血泪、悲苦与坚韧，让宏大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丰满而形象。 方方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怀有特殊的关注与深厚的情感，她以文学之笔深度挖掘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试图通过文学来重塑价值与精神，这既是一种伦理层面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诗学上的追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是具有特殊代表意义的时期。在这十年中，父辈一代的知识分子逐渐走向了深刻的精神流变，这既是极左路线盛行的十年，也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如同梦魇般存在的十年。方方曾指出，父辈知识分子在这十年政治高压的戕害下所留下的精神阴影，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几乎难以扭转。她以冷静却不失温情的笔触，描写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如何将知识分子的豪情与理想一点点地熄灭，又如何使其一步步走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萎缩。她从外在的政治环境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内在特性两个方面，深入探寻了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根源。《乌泥湖年谱》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以亲历者丁子恒的视角，对那个价值混乱、知识分子精神被极度压抑的时代进行了冷静乃至冷酷的剖析。《祖父在父亲心中》则带有方方家族自叙传的色彩，这部小说透过父亲的眼光来回望祖父，将两代知识分子置于同一时态下进行叙述，深刻写出了父亲与祖父这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联系及其联系机制，同时也呈现了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与命运轨迹。 方方在其小说创作中，亦格外钟情于描绘武汉这座城市的独特景观与风物。无论是具体的生活空间，还是独特的风土民情、习俗文化，都被她巧妙地纳入作品之中，成为叙事不可或缺的部分。她常常将笔下的人物放置在武汉特定的某一条街道或街区，通过对老武汉的市井百态、民俗风情的深情追忆，力求展现出鲜活而饱满的城市形象，以此重温老武汉深厚的文化记忆。在方方的笔下，武汉城不仅仅是一个只有现在时的生活场所，更是一座承载着多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在书写当代武汉人生存情状的同时，她的笔触时常深入历史的肌理与个人的回忆之中，使她所描绘的武汉成为一个时刻与历史对话、与记忆沟通的、流动着的生命体。例如，方方在《水在时间之下》里多次提到“乐园”，这个乐园又名“血花世界”或“新市场”，始建于1919年，即如今的武汉民众乐园，它是许多武汉人共同的记忆坐标。《落日》里的成成和汉琴便相识于此，人物丁如虎也时常去民众乐园听戏。又如六渡桥，那里曾是老汉口繁华的商业中心，夜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而去茶园看戏喝茶，更是老武汉人典型的生活特色。此外，方方的不少小说都直接以武汉的地名来命名，比如《中北路空无一人》《春天来到昙华林》《武昌城》等作品的名字，便直接指向了这座城市的地理空间。像中北路这样的地方，曾经是一条宽敞的马路，其历史比中南路更为悠久，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工厂倒闭，曾经宽阔的中北路逐渐成了众多房屋开发商竞相争夺开发的地盘。当旧城改造的触角深入到城市的腹地，老旧的昙华林街区也无可幸免。方方在《春天来到昙华林》这部小说里提到了昙华林，这个曾经被豪宅、公馆、教堂所簇拥的优雅之地，而今却被土砖平房挤占得又乱又脏，满目疮痍。承载了无尽沧桑往事的昙华林，与武汉城众多古老的景观一道，渐渐被埋葬在了人们记忆的深处，成为方方小说中一抹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
市民形象是方方小说中极具特色的形象系列，自1986年方方《风景》发表以来，其笔下所刻画的那些鲜活而真切的市民形象便持续吸引着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学界对方方小说中市民形象的描写已展开了诸多详细而具体的论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脉络中，对市民阶层的描绘往往呈现出某种片面性与局部性，而方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市民生活的观照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其作品既富有“历史的厚度”，亦具备“现实的宽度”。方方以异常犀利的目光，深入开掘那些深深埋藏于凡俗日常之下的人性丑恶与虚伪，不断向人性的深处勘探，从而塑造出一系列生动鲜活、令人过目难忘的市民形象。与此同时，方方在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始终将关切的目光投向女性群体，特别是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可能。与许多其他女作家有所不同，方方对于底层女性的描写呈现出一种“向外转”的倾向，其题材并不局限于女性琐碎的家庭生活或个人化的情感体验，而是将丰厚的人文关怀灌注于笔端，深刻展现了当代底层女性所面临的身份困境、情爱困境与心灵困境，从而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底层女性生命图景。在方方的小说世界里，存在着许多渴望寻得归宿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在实际生活层面、情感依赖层面还是思想意识层面，这些底层女性往往难以实现完全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扮演着男性附属品的角色。除了需要直面日常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之外，情感上的困境更让这些底层女性感到无力招架。当她们为家庭与爱情倾尽所有、完全付出自我之后，爱情却常常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使得女性难以逃脱被抛弃的悲剧命运。更有一些底层女性，在爱情中遭受冷遇与创伤之后，逐渐转向自我性格的异化，最终踏上一条既毁灭他人亦毁灭自我的道路。此外，方方在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也成就斐然，她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细腻描摹知识分子的生存百态，其笔法既吸收了新写实主义的客观与冷静，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某种超越，“把握了历史与人文的双重张力”，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艺术画廊。方方以理性而深邃的眼光审视现实，在重塑知识分子形象的同时，也客观呈现了时代洪流中的种种变革，她犀利地挑破了“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的不和谐”，表达了对现存秩序深深的怀疑与不满，以及对固有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的反叛精神。同时，方方的创作始终关切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她努力试图把握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冲突，并为其探寻可能的出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方对知识分子内在精神困境的深度挖掘，对人性中那种难以根除的“恶”的冷静呈现与深刻批判，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无情揭露，毫无疑问在当今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警醒价值。
在作家方方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葆有一种源自人类童年时代的特质，那是一种如阳光般纯粹、明朗且温暖的品质，贯穿于她的文字与情怀之中。方方的中篇小说创作题材广泛，视野开阔，但写实主义始终是她作品最坚实的底色。敢于直面现实、不回避生活的复杂与沉重，是她创作历程中尤为可贵的一面。从早期文学生涯开始，方方便将笔触贴近现实土壤，其作品宛如一幅幅细腻的风景画，生动描绘了底层社会的生存图景。此后，她的笔锋既探向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也涉足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领域，每每读到她的新作，读者常会惊讶于她总能不断开拓新的题材疆域。方方的中篇小说无疑是中国当代中篇创作的重要代表，她的文学声誉最初正是由一系列精湛的中篇作品所奠定。这些中篇结构厚重，内涵深刻，每一部都蕴含着丰富的戏剧张力，具备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深厚潜力。 方方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大地，接续着地气。她不仅贴近现实、直面人生，更深入刻画了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精神境遇与心灵波澜。她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关注底层社会方面显示出高度的敏锐性，其中《风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文学界视为新写实主义的典范之作。方方的创作总是从鲜活的生活细节入手，而非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这使得她的故事充满了血肉和温度。可以说，方方是当代文坛一位风格极为鲜明、不可多得的作家。透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作品，我们更能看到，方方所聚焦的是个体最根本的生存议题，她不高谈阔论理想，而是真切地映照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方方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正在于她作品中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坚实的现实力量，以及她对生存本质的独到理解。 方方始终将目光投向现实，把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作为自己创作中最核心的“风景”：从早年崭露头角的处女作《大篷车上》，到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成名作《风景》，再到近年来被改编成电影并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万箭穿心》，方方一直对底层民众怀有深挚的情感，始终投以持久而温暖的关注。她擅长将生活施加于人的严酷刻画到极致，也将命运对待个体的无情书写到极致。她关切现实、心系底层，作为一名作家，她始终自觉且乐于为宏大时代里的平凡人物“代言”。她那句广为流传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原是她在撰写武汉“封城日记”时重新提起的旧语，这句话让更广泛的公众认识了方方，也让疫情内外的人们深感共鸣与触动。当疫情肆虐、武汉封城之际，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六十余年的她，用最熟悉的文字记录下身边的点滴见闻与内心思虑，每日一篇，其中有苦难的呈现，也有希望的微光，有深沉的反思，更有人性的温度。自疫情蔓延以来，身处武汉的著名作家方方便开始通过网络持续记述她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感，努力言说，未曾停歇。 方方给予人的印象，恰如她的文字风格，有力、爽利，同时却又萦绕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虚无感与悲伤气息。她自称是典型的、是非分明、敢于担当的武汉女性，正因如此，她才会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对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批评。她外表看似不拘小节，言辞习惯短促直接，实则内心细腻，善于体察他人。方方是一位行事风风火火、性情粗犷豪迈的女性，颇具侠义之风。近年来，她因多次公开批评一些社会公共事件而频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即便身居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职位，她依然保持着如同体制外批评者般的独立与锐气，公开质疑文学评奖中的不正之风，点名批评某些诗人职称晋升过程中的违规操作，也为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同行仗义执言，她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发声力度，远超大多数文学界同仁。 从早期清新明快的浪漫书写，到后来深沉冷峻的人性审视；从幽默调侃的世态描摹，到沉重酸涩的生活慨叹，方方始终在坚守文学理想的同时，不拘一格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施展其卓越的叙事智慧。无论是对人生世相的深刻揭示，还是对人性本质的持续思考，方方都以一种执着的姿态不断向精神深处掘进，并由此带给读者强烈而难以回避的心灵震撼。（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学会奖”方方获奖评语）方方的小说，气象正大、质地绵实，内里元气充沛，叙事既悠长从容又富有内在的强悍力量，语言细腻精炼而通达，描绘俗世生活却充满温情，使用平实语言亦别具韵致，整体格局开阔，气象磅礴。她常常通过柴米油盐的日常庸常，来暗喻激情消退后的生命空洞；通过展现生命的脆弱，来见证人的复杂性、悲壮性与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她发表于2011年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与中篇小说《民的1911》，深切关怀小人物的命运轨迹，勇敢直面中国历史进程中那些关键而真实的层面，让虚构叙事牢牢扎根于现实土壤，甚至让日常灶头的烟火气息也参与到对残酷战争历史的讲述之中。她怀着慈悲与宽恕之情，回望革命的成败得失，在她的笔下，攻与守、大与小、高贵与卑贱、理性与冒失，都被赋予平等的审视地位，其中的苦难与牺牲，亦由革命者与普通百姓共同承担。她的写作旨在理解人而非简单评判历史，旨在发现个体的独特价值而非仅仅为群体贴上标签，方方以其庄严的笔触，完成了一座“无城之城”的精神确认与文学建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杰出作家奖授奖词）
方方的作品及其引发的讨论，恐怕不会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纪实文学交流层面，它注定会被国际政治场域所捕捉和利用。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复杂局势与风浪中，中国人民，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对方方表达过支持的人们，或许将不得不以我们整体利益的额外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世界获得的声名与关注埋单。方方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冲突，其核心并不主要在于简单的左右立场之争，更深层次上，它体现的是一种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是两代人在面对重大政治议题时截然不同的感知与理解方式的冲突，亦是情感取向和审美趣味层面的深刻分歧。尽管从某种角度来看，方方本人取得了显著的关注度与影响力，但她的这种成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却可能折射出人文学科在当下社会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某种意义上的挫败。
在2014年鲁迅文学奖的评审期间，作家方方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表言论，指出湖北籍诗人柳忠秧涉嫌“四处活动，搞定评委”从而获取奖项。柳忠秧认为方方的上述言论构成造谣与诽谤，严重损害了其个人名誉，因此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方方删除相关微博及言论，并以书面形式公开赔礼道歉。2015年3月，方方在其博客中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批评柳忠秧》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观点，认为柳忠秧不应在鲁迅文学奖初评阶段进行此类活动；随后于同年4月18日下午，她公开发布了对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质疑书，指出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存在公正性缺失的问题。2015年11月4日，该案一审结果公布，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方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柳忠秧存在“把所有评委搞定”的行为，因此判决方方立即删除涉及柳忠秧的微博，刊登道歉声明，并向柳忠秧支付精神抚慰金共计2000元。方方在一审败诉后表示不服判决，随即提起上诉，并明确拒绝向柳忠秧道歉。2016年4月1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方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年7月5日，方方通过长微博形式，公开发布了她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龚稼立院长的信件，标题为《我的批评权在哪里？》，在信中详细陈述了其立场，并表达了希望案件能够进入再审程序的强烈意愿。2017年10月27日，柳忠秧因突发心肌梗死不幸逝世，方方随后在微博上回应称“当年微博不点名批评不过职务行为而已……无论如何，也要祝他一路好走”，以此作为对此事件的最后表态。
二零二零年四月四日，作家方方因其位于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水天居”的一处别墅产权问题，受到博主“明德先生”的公开质疑。次日晚上，方方通过公开渠道作出回应，她表示“佩服明德先生的想象力、编造能力，还有他的杜撰胆量以及自信心”，并明确提出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称要“法庭上见”。四月六日，博主“明德先生”进一步在微博平台发布公开举报材料，指称“湖北省管干部方方6套房产来源不明”。在这份举报内容中，“明德先生”列举了多项具体问题，包括该别墅项目涉及的土地产权性质变更、先开工建设后补办产权证、别墅市值随市场大幅上涨、以及其名下房产总价值与个人公开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等。然而到了四月七日，此前发布于“明德先生”微博账号上的那封公开举报信已无法查看。 同年十月五日，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公布了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的公开情况。其中包含了针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水天居”别墅项目的调查核实结果。根据官方通报，“水天居”项目早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即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为508号），项目用地总面积为一百零九亩；随后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为505号），批准建设规模为五十二栋二至六加一层别墅住宅楼，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二平方米。通报中特别说明，其中有四栋别墅建于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间，并且均已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从环保角度，调查确认该项目的生活污水已按规划及建设要求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输送至汤逊湖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排放。官方反馈的结论是举报情况不属实，因此不涉及具体的处理与整改措施。
自二零二零年农历正月初一起，身处武汉的作家方方开始以每日记录的形式，撰写自己在“封城”期间的亲身经历与内心感触。这些以日记体裁写就的文字，即《武汉日记》，在网络上发布后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支持者赞扬她敢于直言、记录真实；而批评者则认为其内容过于聚焦阴暗面，是在“传播负能量”。随后在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方方所著的《武汉日记》英文版于亚马逊平台开启预售，书中部分描述，如所谓“殡仪馆内满地无人认领的手机”以及“说出真相的李文亮不仅受到责罚、失去生命，甚至至死未获道歉”等与事实存在出入的表述，迅速激起争议并招致众多网友的批评。同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江夏方舱医院总顾问张伯礼院士，在面向天津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的“抗疫第一课”主题报告会上，充分肯定了青年一代在抗疫过程中展现的成长与担当，同时也专门列举了一些反面事例。他提及方方、许可馨、梁艳萍等个别人士在疫情期间的不当言论，批评其价值观出现偏差，并诘问极少数所谓“知识分子”：你们的家国情怀究竟何在？张伯礼院士更直接指出，方方在《武汉日记》中所谓“满地手机”的描述，不仅是对不幸逝去的感染同胞的亵渎与造谣，更是对全国人民团结抗疫努力的有意抹黑和恶意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