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戴安娜·斯宾塞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桑德灵厄姆附近的派克庄园，她是约翰尼·奥尔索普子爵与子爵夫人的第三个女儿。子爵后来继承了第八代斯宾塞伯爵的爵位，而戴安娜降生时体重为七磅十二盎司，被父亲称赞为“身体完美的标本”。然而，由于家中已先后迎来两个女儿（戴安娜有两位姐姐，另有一位早夭的兄长），一直期盼男孩以继承爵位的父母并未对她的到来感到格外欣喜。直到出生一周后，她才被正式命名为“戴安娜·弗兰西斯”，这个名字承袭了子爵夫人及子爵家族中女性先祖的姓氏。她的全称头衔为“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阁下”，随后在桑德里格姆教堂接受了洗礼，教父教母由当地普通的富裕人家担任。 三年后，戴安娜的父母终于如愿以偿，迎来了儿子查尔斯·斯宾塞。与姐姐的洗礼不同，查尔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仪式，并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担任教母，这反映出家族对男性继承人的重视。戴安娜的幼年时光主要在派克庄园度过，周围居住着许多贵族家庭，她的玩伴包括玛格丽特公主的儿子戴维·林利、安德鲁王子以及爱德华王子等，这样的环境让她自幼便置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社交圈中。 从三岁起，戴安娜开始学习骑马，并对各种小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尤其喜爱仓鼠、兔子、豚鼠和猫等可以养在笼中的小动物，与它们的相处成为她童年重要的情感寄托。尽管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但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充分的关爱与陪伴，戴安娜自幼便形成了敏感而自卑的性格特质，这种内心深处的脆弱与她外在的贵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九六七年，戴安娜的父母婚姻关系破裂，双方开始分居生活。两年后，即一九六九年，她的父母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父母离婚之后，戴安娜与她的姐弟们均由父亲获得抚养权。在童年成长阶段，她最初进入位于诺福克郡迪斯的里德尔斯沃思霍尔预科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到了一九七四年，她又转学到肯特郡塞文奥克斯附近的西希思女子寄宿学校继续学业。在这段求学时光里，戴安娜的学术成绩并不突出，属于中等水平，然而她在体育、音乐、舞蹈以及家政等实践领域却展现出明显的天赋。她曾连续四年在学校举办的游泳与跳水比赛中夺得冠军，也获得过全校舞蹈比赛的第一名，还因为乐于助人，经常为学校与同学提供各种帮助而受到公开表彰。一九七五年，戴安娜的祖父、第七代斯宾塞伯爵杰克·斯宾塞去世，她的父亲随即继承爵位，成为第八代斯宾塞伯爵。随着家族地位的变化，全家人搬迁至位于英国北安普敦郡的祖传宅邸奥尔索普庄园居住，戴安娜也因此获得了“戴安娜·斯宾塞小姐”这一贵族头衔。现存的一些戴安娜童年照片，记录了她那段时期的成长与生活片段。
1977年，戴安娜结束了在西希思女校的学习，转而前往瑞士鲁日蒙的阿尔平维德曼内特学院（Institut Alpin Videmanette）进修礼仪。这所学校主要教授家政、制衣、烹调等传统课程，然而其严谨繁复的日常规范与诸多礼节要求，让戴安娜感到颇为束缚且难以适应。经过多次与父母深入沟通和争取，她最终在1978年复活节学期结束后，决定离开这所礼仪进修学校。学业告一段落后，戴安娜渴望独立前往伦敦开始新生活，但由于当时她尚未年满十八岁，父母出于担心并未应允，转而安排她为朋友梅杰·杰里米·维塔克夫妇工作，在此期间她主要负责照看孩子、清洗衣物以及准备餐食。三个月后，父母终于松口，同意她迁居伦敦，戴安娜便住进了母亲位于伦敦的公寓中。为了在伦敦维持生计，她陆续从事了多种工作，包括担任保姆、餐厅女侍，并时常为姐姐的朋友们临时照料孩童。同年，她的父亲突发脑出血并被紧急送医治疗，母亲开始更为积极地为她联络工作机会，随后成功推荐她进入贝蒂·维凯尼创办的舞蹈学校任职。可惜这份工作仅持续了三个月便告终止，原因是她在一次滑雪活动中不慎摔跤，导致跟腱撕裂，不得不暂停工作休养。1979年，戴安娜正式成年，随后搬入了父亲赠予她的“成年礼物”——位于伦敦的科勒恩公寓（Coleherne Court）。此后，她开始在维多利亚·威尔逊与凯-塞恩·史密斯共同开办的“年轻英国”幼儿园（the Young England School in Pimlico）工作，日常教导孩子们绘画、素描与舞蹈，带领他们进行各类游戏活动。同时，她还兼职为一对美国石油公司高管夫妇照看孩子，并在空闲时间里协助姐姐萨拉处理家务清洁工作。
在1975年之前，戴安娜·斯宾塞与她的家人一直居住在桑德灵厄姆，那里与英国王室家庭的居所相邻，双方可谓是关系密切的邻居。直至1977年11月，戴安娜在返回家中度过周末期间，偶然再次遇见了查尔斯王子。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查尔斯王子正与戴安娜的姐姐伊丽莎白·萨拉·斯宾塞交往，因此戴安娜本人并未与查尔斯进行过多的深入交流。然而，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查尔斯却对戴安娜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认为她是一位“活泼而有趣”的年轻女性。时间来到1978年11月，适逢查尔斯王子迎来其30岁生日，他特意邀请戴安娜前往白金汉宫参加自己的生日庆祝晚会，这为两人后续的交往创造了更多机会。到了1980年7月，查尔斯与戴安娜在罗伯特·德帕斯中校及其妻子菲利帕——后者同时也是女王侍女——的家中进行了一次正式的会面。随后不久，在一次庄园野餐活动中，戴安娜谈及了蒙巴顿伯爵逝世的事件，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其举行的庄严葬礼，并敏锐地指出了查尔斯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悲伤之情。这番真诚而充满同理心的谈话深深打动了查尔斯，使他开始被戴安娜所吸引，两人之间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此后，查尔斯开始接连邀请戴安娜一同外出游玩，彼此了解不断加深。直至1981年2月6日，查尔斯约戴安娜在温莎堡见面，并在这次会面中正式向她求婚，戴安娜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紧接着在同年2月24日，两人正式对外宣布订婚，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1981年7月29日，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在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场婚礼不仅吸引了数十万民众亲自前往，在从白金汉宫到圣保罗大教堂的沿途道路上排队观看，还通过各类媒体的广泛转播，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约十亿观众的目光。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戴安娜也因此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位与英国王位继承人结婚的英国女性。婚礼结束后，她正式获得了“威尔士王妃殿下”这一尊贵头衔。在婚礼庆典圆满落幕后，查尔斯与戴安娜首先前往位于汉普郡布罗德兰兹的蒙巴顿家族庄园度过了部分蜜月时光，随后两人飞往直布罗陀，登上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穿越地中海前往埃及，进行了一段为期十二天的航行旅程。最终，他们在巴尔莫勒尔堡度过了余下的蜜月时期，为这段备受瞩目的王室婚姻拉开了序幕。
婚后，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将格洛斯特郡泰特伯里附近的海格罗夫宫作为他们的主要居所，同时在伦敦的肯辛顿宫内拥有一套公寓，以便于履行王室职责与参与首都的社交活动。1981年10月，新婚不久的夫妇二人前往威尔士进行访问，这是他们蜜月结束后首次近距离与公众见面，戴安娜更在威尔士发表了其人生中的第一次公开演讲。然而，此时的戴安娜仍难以适应严苛而传统的王室生活规范，面对热情的民众与繁重的公务，她时常感到疲惫与无所适从。加之强烈的妊娠反应，以及丈夫查尔斯与卡米拉持续不断的私情传闻，都令她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精神压力。进入1982年1月，精神濒临崩溃的戴安娜曾扬言自杀，并不慎从楼梯上滚落；所幸虽有多处受伤，但均属轻伤，未造成严重后果。然而，此次事件并未终结她的痛苦，随后她又多次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包括以头撞击书柜、割腕、以及用刀刺向胸膛与大腿等。这一系列激烈的举动，非但未能挽回丈夫的关注，反而使得她与查尔斯之间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与紧张。作为备受瞩目的王妃，戴安娜的一举一动始终处于媒体的严密追踪之下，这种无处不在的关注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负担。1982年2月，某报纸公然刊登出戴安娜身着比基尼在海边度假的照片，此举引发了英国王室的强烈不满与愤怒。媒体无休止的纠缠与侵犯隐私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戴安娜本就脆弱的精神状态。转机出现在1982年6月21日，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第一个孩子顺利诞生；经过数日的商议，这个男孩被命名为威廉·亚瑟·菲利浦·路易斯。威廉王子的到来，暂时缓和了戴安娜与查尔斯之间僵持的关系，她个人的饮食紊乱症状以及长期积累的精神压力，也因专注于母亲角色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与转移。但好景不长，产后不久，戴安娜又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与调整，她开始努力重新投入王室公务，先是于1982年9月参加了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利的葬礼，后又带着年幼的威廉陪同查尔斯出访澳大利亚。在这几次公开活动中，戴安娜以其亲切的形象赢得了民众广泛的关注与喜爱。1984年，戴安娜再度怀孕，第二次经历妊娠反应的种种不适；同年9月15日，夫妇二人的第二个孩子哈里王子诞生。一直盼望拥有一个女儿的查尔斯，得知又是一名男孩后，仅仅说了一句“又是一个男孩”，便转身离开医院前去打马球。这一冷漠的反应，被视为两人婚姻关系出现深刻裂痕的明显前兆。深陷婚姻危机的戴安娜，曾尝试用各种方式弥合她与查尔斯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她首先试图说服卡米拉离开查尔斯的生活，在尝试未果后，又直接向查尔斯质问，却得到丈夫这样的回应：他并不愿意成为一位没有情妇的威尔士亲王。无奈之下，戴安娜转而向伊丽莎白女王寻求帮助与建议，但女王也只是无奈地表示：“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查尔斯已经没救了。”在意识到这段婚姻已无法挽回之后，戴安娜逐渐将重心转向自我改变与重塑。她的衣着风格开始变得愈发时尚与前卫，服装色彩也越来越鲜艳多样，甚至大胆尝试了中性化的造型；与此同时，她积极学习舞蹈、刻苦练习演讲技巧，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各类慈善与公益事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心灰意冷的戴安娜开始移情别恋，与多名男子发展了婚外恋情。通过尝试更多元的风格、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戴安娜逐步在公众视野中塑造出一个独立而富有魅力的新形象。
一九九二年六月，由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撰写并在戴安娜王妃秘密协助下完成的传记《戴安娜的真实故事》正式出版。该书以详实的笔触描绘了查尔斯王子在婚姻中冷漠且疏离的形象，将其刻画为一位缺乏温情、不尽责的丈夫，同时首次系统性地披露了他与卡米拉之间长期保持的亲密关系。同年十二月，查尔斯与戴安娜公开宣布双方已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分居。分居后，戴安娜将自己的生活与办公场所均设立于肯辛顿宫，而查尔斯则主要于圣詹姆斯宫处理公务，并继续居住于格洛斯特郡的海格罗夫庄园。尽管婚姻关系出现裂痕，戴安娜并未完全退出公众视野；例如在一九九三年，她仍携威廉王子一同探访慈善组织The Passage，并且在此后数年中，她依然参与部分王室公务，偶尔与查尔斯共同出席某些重要的国家典礼与官方活动。然而，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戴安娜对外宣布将逐步缩减其公开活动的频率与范围，旨在寻求“在履行有意义的公共职责的同时，也能为自己保留更多私人生活的空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戴安娜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题电视访谈。在这次备受瞩目的采访中，她坦率而直接地谈及自己破裂的婚姻与家庭生活，那句“这段婚姻里有三个人，所以有点拥挤”的表白，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她不仅倾诉了个人在婚姻中所感受的孤独与痛苦，也提及担任王室成员所承受的持续压力。此外，戴安娜首次公开透露自己曾深受产后抑郁症与暴食症的困扰，并承认在婚姻期间也曾有过婚外恋情。这场后来被许多媒体形容为“臭名昭著”的访谈，前所未有地将王室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与私人困境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对查尔斯王子的个人声誉以及英国王室整体的公共形象造成了沉重打击。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查尔斯与戴安娜的法律离婚程序最终完成，双方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离婚之后，戴安娜依然被视作王室家族的一员，并与查尔斯共同承担抚养两位王子——威廉与哈里——的责任。经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查尔斯及戴安娜三方的共同商定，戴安娜在离婚后的官方称号调整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Diana, Princess of Wales）。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她婚内所持有的“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殿下”之称谓，新的称号中不再包含“殿下”（HRH）的敬称，这是因为“殿下”头衔系因婚姻而授予，故在离婚时须予以放弃。此后，戴安娜继续以肯辛顿宫为居所，并在此设立其个人办公室，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共活动与慈善事业参与。
在与查尔斯王子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后，戴安娜王妃对其公共职责进行了大幅调整。她主动辞去了此前所参与的大部分慈善事业及相关赞助项目的职务，同时也退出了在所有军事单位中担任的荣誉性服役任命。尽管如此，她并未完全脱离公益领域，而是选择将精力集中于少数几个她长期关注且深具感情的组织。她继续担任Centrepoint（一家专注于帮助无家可归青年的慈善机构）、英国国家芭蕾舞团、麻风病宣教团以及国家艾滋病信托基金等机构的赞助人，以她的影响力持续支持这些事业。此外，她还保留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医院领导职务，即担任大奥蒙德街病童医院与皇家马斯登医院的院长，致力于推动儿童健康与癌症治疗方面的公益工作。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市中心阿尔玛广场的地下通道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事发后，她被迅速送往位于巴黎第十三区的沙普提厄医院，并接受了长达两小时的紧急手术。尽管医疗团队全力救治，戴安娜仍于次日，即八月三十一日被正式宣布死亡。这起悲剧性的事故还导致了她的同伴多迪·法耶德先生以及车辆司机当场身亡，另有一名保镖身受重伤。同日晚间，戴安娜的遗体由英国皇家空军一架BAe146型飞机运送回英国。飞机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诺索尔特机场后，覆盖着皇家旗帜的灵柩被缓缓移出机舱，由英国皇家空军女王彩色中队的抬棺人庄严地护送至等候的灵车，随后转运至伦敦圣詹姆斯宫的皇家礼拜堂暂厝。 九月六日，戴安娜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场仪式引发了英国乃至全球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深切哀悼。她的突然离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公众情感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王室内部对自身与公众关系的反思与调整。伊丽莎白女王在她下葬前发表了真挚的公开悼念词，并下令王室建筑降半旗以示哀悼，这些举动被视为王室对公众情绪的重要回应。葬礼仪式结束后，她的灵柩经由陆路运抵其家族所在的奥尔索普庄园，在一场私人仪式中，她被安葬于庄园内一片宁静的观赏湖中心的小岛上。戴安娜的逝世作为一个时代性的标志事件，长久地留存在公众记忆之中，持续引发人们对她的生命、慈善事业以及其所象征意义的追思与讨论。
一九八一年十月，戴安娜首次以威尔士亲王查尔斯伴侣的身份访问威尔士，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行程。次年九月，她代表伊丽莎白女王前往摩纳哥出席格蕾丝王妃的国葬仪式，这是她第一次独立承担海外官方访问任务。在葬礼期间，戴安娜的言行举止得体庄重，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好评，人们称赞她展现出王室成员应有的高雅风范与高度的责任感。一九八三年，戴安娜与查尔斯共同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行他们还携同年幼的威廉王子一同前往，此举打破了英国王室长期遵循的王位继承人不与父母共同进行官方旅行的传统惯例。一九八四年二月，戴安娜专程前往挪威观赏由她担任赞助人的伦敦城市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卡门》，此后她又陆续访问了德国、美国、巴基斯坦、瑞士、匈牙利、埃及、比利时、法国、南非、津巴布韦和尼泊尔等众多国家，拓展了她的国际交往足迹。一九八五年，查尔斯与戴安娜带着威廉王子及哈里王子一同对意大利进行了正式访问。一九八八年，两人再次共同出访澳大利亚，参与该国建国二百周年的重要庆典活动。除了上述行程之外，查尔斯与戴安娜还曾一同正式访问了巴西、印度、加拿大、尼日利亚、喀麦隆、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以及日本等多国，其中访日之行是为了参加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一九九二年，两人联合访问韩国，这成为他们最后一次以夫妇身份共同进行的官方外访。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戴安娜公开宣布将缩减其在公众视野中的活动范围，意在“将更有意义的公共职责与更为丰富的个人生活更好地结合”。一九九五年，戴安娜出席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相关活动。
在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期间，她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于公益事业，担任了超过一百家慈善机构的主席或赞助人，持续为无家可归者、残疾人、儿童以及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群体发声，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倡导工作。1997年6月，戴安娜亲自出席了在伦敦与纽约举办的慈善招待会，将她曾在正式场合穿着的部分礼服与套装公开拍卖，并将全部所得毫无保留地捐赠给慈善事业，体现了她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的决心。她对流浪群体抱有深切的关怀，不仅定期走访街头流浪者收容中心，还投入大量时间陪伴酒精成瘾者与残疾病患，给予他们情感支持与人文关怀。自1992年开始直至不幸离世，戴安娜始终担任英国规模最大的流浪者慈善组织“中心点”（Centrepoint）的赞助人；她坚信，在一个物质充裕的社会中，出现流浪现象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不断努力唤起公众对该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她还曾就年轻流浪者的处境发表演讲，直言“对年轻人流落街头所面临的危险及其极易遭受剥削的境况感到震惊”，这番言论在英国议会引发广泛讨论，甚至被批评为王室成员干预政治，但戴安娜并未因此退缩，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她注重培养下一代的公益意识，时常带着两位儿子威廉与哈里参与慈善活动，探访无家可归者；在她的熏陶下，多年以后威廉与哈里仍会前往“中心点”机构继续参与志愿服务。戴安娜在“中心点”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的画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公众因对疾病缺乏了解而普遍存在恐惧与排斥心理。1987年7月，戴安娜走访了当时英国唯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密德萨斯医院，她在探视过程中未佩戴手套，主动与感染者握手并拥抱，这一打破偏见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震动。1991年4月，在访问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医院时，她再次自然地与艾滋病患者交流，以行动传递温暖与接纳。除此之外，她还通过拍卖个人裙装等方式，筹集了数百万美元资金，用于支持艾滋病防治与癌症相关的慈善项目，以此表达对艾滋病患者及相关医疗机构的公开且有力的支持。母亲戴安娜对艾滋病群体的深切关注也深深影响了哈里王子。2004年，哈里王子在首次非洲之行中拍摄了一部名为《被遗忘的王国：哈里王子在莱索托》（The Forgotten Kingdom：Prince Harry In Lesotho）的纪录片，记录了自己在莱索托——这个当时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积极参与抗击艾滋病活动的经历。2006年，哈里王子与莱索托的塞伊索王子共同创立了名为“Sentebale”（莱索托语意为“不要忘记我”）的慈善基金会，以此永久纪念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戴安娜与艾滋病患者平和交谈的场景，成为她慈善生涯中感人的缩影。戴安娜行走在插满骷髅警示标志的地雷区的画面，同样彰显了她的勇气与信念。她积极倡导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制造和使用杀伤性地雷，原本默默无闻的“国际反地雷运动”在她的公开支持下，逐渐吸引了超过六十个国家及上千个团体的参与。1997年1月，她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安哥拉访问，身穿简易防护装备，亲自步行穿过标记着骷髅头的地雷区域；同年6月，她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召开的地雷会议上发表演讲，随后于6月17日至18日访问美国华盛顿特区，为推动美国红十字会的地雷清除运动进行宣传（其间，她还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会见了特蕾莎修女）；8月7日至10日，她访问波斯尼亚，参观了特拉夫尼奇、萨拉热窝和泽内兹察等多个地雷清除项目，这也成为她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由于她不遗余力的推动，在她访问波斯尼亚仅仅三个月后，1997年12月，共计123个国家在渥太华共同签署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与此同时，受母亲的影响，她的儿子哈里王子后来也成为世界地雷清除慈善组织“光环信托”的资助人，并积极呼吁各国在2025年前彻底清除核武器。戴安娜也持续关注医疗慈善领域，凭借自身影响力组织多种筹款活动，切实帮助病患改善生活条件。她多次造访专门救治重症儿童的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以及专注于癌症治疗的皇家马斯登医院。1984年，她出任巴纳多斯慈善组织的主席，该机构致力于帮助易受伤害的儿童与青少年改变命运、实现梦想。在谈及自己在皇家布奥姆顿医院的志愿服务时，她曾动情地表示：“我每周去那里三次，每次花上四个小时陪伴病人，握着他们的手与他们谈心。他们中有些人能够康复，有些人或许会离去，但无论何时，他们都需要关爱。我希望能尽我所能给予他们帮助。”1992年2月，她参观了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为重症与垂危病人设立的慈善医院，并与院内全部50位病危者一一见面。1997年7月21日，她参观了伦敦诺斯威克公园医院的儿童事故与急诊科室，这次访问成为她在英国的最后一次正式公开活动。
由于并非父母所期望的男孩，戴安娜自幼便形成了一种带有负罪感的性格，她时常向人提及：“我是个女孩，但这个女孩本该是个男孩。”正是因为童年时期缺乏来自父母的充分关爱，她逐渐变得敏感而自卑，内心深处始终缺乏安全感，但这样的成长经历也让她更早地学会了体察他人的情绪，懂得如何体贴与照顾身边的人。在结婚之前，面对媒体的镜头，她常常显得腼腆拘谨，因此曾被媒体赋予“害羞的戴”（shy Di）这样一个称呼。戴安娜的性格鲜明而直率，她曾这样描述自己：“我骨子里很叛逆，胆子也大，总喜欢做和别人相反的事情。我不太热爱学习，就是享受和人们聚在一起，照顾大家。外表看起来乖巧，内心却充满反叛。”她的儿子威廉和哈里也曾回忆道：“我们的妈妈完全是个大孩子，她非常享受欢笑与乐趣，也热衷于各种有趣的恶作剧。”在与查尔斯的婚礼上，戴安娜做出了打破传统的举动——她拒绝在结婚誓言中使用“我服从（I Obey）”这一表述，这一做法后来也被她的儿媳凯特·米德尔顿和梅根·马克尔所效仿。此外，她还进一步突破了王室惯例，坚持不聘请家庭教师来教育孩子，而是亲自承担起陪伴与抚育的责任，并将孩子们送往普通的幼儿园接受教育。
戴安娜王妃生前对流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与美国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王”的迈克尔·杰克逊之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多次公开表示迈克尔·杰克逊是她最为欣赏的流行歌星。两人的友好关系始于更早的时期，并在1988年的一次重要会面中得到体现。当时，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在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开始前特意与他见面，杰克逊将两件自己在演出中穿过的夹克赠予戴安娜，并委托她转交给未能亲临现场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与此同时，由查尔斯王子发起成立的“英国王子信托基金会”也收到了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笔高达四十五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这笔资金对基金会的公益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戴安娜王妃不幸因意外离世的那一天，迈克尔·杰克逊立即取消了原定于当日的演唱会，并将随后举办的两场演出全部献给戴安娜，以表达深切的哀悼与纪念。此外，他还亲自出席了戴安娜王妃的追悼仪式，并在后来接受Barbara Walters主持的“20/20”节目专访时，动情地表示自己将永远铭记戴安娜王妃，她的善良与真诚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戴安娜以其敢于突破传统王室着装规范的勇气，被广泛誉为“时尚偶像”与“潮流引领者”。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其衣着选择不仅展现个人风格，更对当时的全球时尚界产生了深远而直接的引领作用。她积极赞助并大力提携年轻的英国设计师，显著提升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与知名度。通过与造型师的紧密合作，戴安娜经过持续不断的尝试、精细调整与大胆改变，有效推动了英伦时尚的设计理念与美学风格加速走向世界舞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本身已成为一种鲜明的时尚风潮，其标志性元素包括纷繁多样的精致饰品与极具力量感的宽肩剪裁设计。在早期出席公共活动时，戴安娜常选择的印花图案、浪漫荷叶领、高腰牛仔裤以及系有蝴蝶结的衬衫等装扮，在其影响力扩散后，这些元素迅速风靡，在时尚圈内变得随处可见。许多时尚品牌都曾从她的着装中获取灵感，例如英国时尚品牌ASOS后来推出的新品系列，其中强调的珍珠装饰直筒裙与经典苏格兰裙等特色，便被视作向戴安娜王妃风格的致敬之举；此外，包括知名设计师J.W.安德森在内的众多时尚界人士，都曾从戴安娜的诸多经典造型中汲取创作灵感，其中复兴并流行的泡泡袖设计便是其中之一。
戴安娜王妃生前最为钟爱的一顶王冠名为“剑桥爱人之结王冠”，它同时也被广泛称作“珍珠泪王冠”。这顶王冠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玛丽王后，她依照自己祖母剑桥夫人曾经拥有的一顶王冠样式进行了仿制与再创作。此后，玛丽王后将这件珍贵的头饰传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女王陛下后来在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大婚之际，将其作为一份隆重的结婚礼物赠予了戴安娜。在婚姻期间，戴妃曾频繁地佩戴这顶“珍珠泪”王冠出席各种重要场合，使其成为她个人标志性的形象之一。然而，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之后，她按照王室惯例将这顶王冠归还给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时光流转，这顶承载着历史的王冠后来也曾出现在凯特王妃的头上，延续着它与英国王室女性成员之间的故事。 另一件与戴安娜王妃紧密相关的珍贵物品，是她的那枚订婚戒指。戒指中央镶嵌着一枚重达18克拉的椭圆形蓝宝石，宝石四周则被14颗相对较小的明亮白色钻石所环绕，设计典雅而夺目。这枚意义非凡的戒指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由她的长子威廉王子精心保存，并在多年之后，被他用来向自己未来的妻子凯特·米德尔顿求婚，从而让这枚戒指再次见证了一段王室爱情，完成了从母亲到儿媳的深情传递。戴安娜王妃与“珍珠泪”王冠以及这枚蓝宝石戒指的故事，共同交织成英国王室历史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篇章。
在戴安娜王妃不幸离世之后，英国王室的一系列应对举措引发了公众的广泛争议。向来以庄重与威严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初并未立即返回伦敦参与公开悼念活动，同时也未为戴安娜安排国葬仪式。仅有查尔斯王子独自前往迎接前妻的灵柩，这一略显孤寂的场景经由媒体传播，深深触动了英国民众的情感。这些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将公众长期以来对王室体制的潜在不满情绪推向了顶峰，使得王室的角色与存在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质疑与严厉批评。在当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英国王室仍有必要继续存在的民众比例一度跌落至百分之五十以下，这无疑构成了对君主制的一次重大信任危机。 直至戴安娜逝世后的第五天，面对持续沸腾、难以平息的公众舆论与媒体压力，伊丽莎白女王最终决定从她当时所在的苏格兰巴尔莫拉庄园返回伦敦。重返白金汉宫后，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回应民众的哀伤与期待：王室建筑降下半旗致哀，女王本人发表了公开电视讲话，并且亲自走出宫门，与聚集在宫外表达悼念之情的民众进行了直接交流。在讲话中，女王以庄重而诚恳的语气表示，戴安娜王妃的一生中有许多品质与贡献值得她本人尊重与学习，同时也承认戴安娜的离世确实在社会各阶层引发了规模空前、情感强烈的公众反应。此次危机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与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进行了深入的商讨，基于对局势的评估，着手推动了一系列旨在使王室更加贴近现代民众期望的调整与改革，以期重塑王室形象并巩固其社会根基。
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共同出席了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他们在伦敦的肯辛顿宫为已故母亲戴安娜王妃的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雕像是为了永久纪念戴安娜王妃生前的慈善精神与公众影响力，并选址于她生前长期居住与工作的肯辛顿宫花园内，旨在让公众能够持续缅怀这位深受爱戴的王妃。两位王子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向母亲不朽的遗产致敬，并延续她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公益事业。
位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内的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纪念喷泉，亦常被称作戴安娜纪念喷水池，是一座极具艺术感的景观喷泉。该喷泉由国际知名景观设计师凯瑟琳·古斯塔夫森（Kathryn Gustafson）精心构思并设计，旨在以流动的水景象征戴安娜王妃充满活力且包容的一生。这一意义非凡的纪念项目最终于2004年7月正式落成，并由当时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I）亲自为其揭幕启用。同样以纪念戴安娜王妃为主题的戴安娜王妃纪念园，则由著名的Gustafson Porter事务所负责整体规划设计，并于同年的2004年7月在伦敦海德公园内建造完成，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静思与缅怀的宁静场所。此外，为了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铭记这位受人爱戴的王妃，法国巴黎市政府在2019年作出决定，将戴安娜王妃当年发生不幸车祸地点附近的一处小型公共广场，正式命名为戴安娜王妃广场，以此表达持久的纪念与哀思。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值戴安娜王妃逝世五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纷纷自发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法国巴黎的自由火炬纪念碑前，民众们敬献了无数鲜花，以此表达对戴安娜的深切缅怀与追思。五年后的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为纪念戴安娜逝世十周年，英国王室及其生前亲友约五百人齐聚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卫兵教堂，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该仪式以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的名义主办，出席者包括英国女王、王储查尔斯、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约翰·梅杰、著名歌星埃尔顿·约翰，以及戴安娜的家族成员和曾经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时光流转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戴安娜王妃逝世十五周年之时，人们将大量花束、纪念海报和手写卡片静静放置于肯辛顿宫门前，以无声的方式寄托哀思。二零一七年八月底，在戴安娜逝世二十周年前后，许多英国民众再次自发来到肯辛顿宫外，摆放鲜花与戴安娜的肖像，以持续而真挚的情感纪念这位深受爱戴的王妃。到了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戴安娜王妃逝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伦敦肯辛顿花园外围被层层叠叠的鲜花与各式祭品所环绕，场面庄重而感人，持续彰显着公众对她历久弥新的怀念与敬意。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全景》节目播出了由记者马丁·巴希尔对戴安娜王妃进行的专访，这一访谈内容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轰动。然而，就在节目播出后不久，巴希尔在BBC全景节目组的同事、时任平面设计师的马特·威斯勒便立即向公司内部提出了警告，他深感自己可能遭到了利用。事件的起因可追溯至一九九五年十月，当时马丁·巴希尔曾委托威斯勒制作了两份虚构的银行账单，这些账单虚假地显示英国某家媒体以及一家离岸公司曾向戴安娜王妃的弟弟斯宾塞伯爵的安保负责人支付款项。巴希尔利用这两份精心伪造的银行账单接近斯宾塞伯爵，使其相信戴安娜正处于被监视的境地之中。正是通过弟弟的引荐，戴安娜结识了巴希尔，并在未告知任何亲友的情况下，最终接受了这位BBC记者的采访邀请。在自认为受到严密监控的心理压力下，戴安娜在访谈中毫无保留地倾诉了对丈夫查尔斯王子的不满、对王室生活的种种抱怨，并且公开承认了自己存在婚外情的事实。节目播出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随即要求已分居三年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立即办理离婚手续。 针对戴安娜专访播出后所引发的内部举报与外界持续投诉，BBC曾于一九九六年启动过一次内部调查。然而，当时的调查过程明显偏袒涉事记者，不仅全盘否认了外界的各项质疑与指控，还迅速解雇了率先发声的吹哨人马特·威斯勒，使其职业生涯遭受重创。时隔多年，迫于外界不断累积的压力，BBC在二零二零年秋季委托英国前资深大法官、上议院议员戴森爵士组建独立团队，对此事件展开重新调查。经过长达六个月的深入审查，独立调查报告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正式公布。BBC最终不得不接受调查结论，并向公众作出了公开道歉。作为BBC的前雇员，马特·威斯勒在报告发布后也发表声明，要求BBC就其个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正式致歉。 与此同时，与这起欺诈采访事件相关的多位关键当事人也相继表态。戴安娜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以及她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均先后公开谴责BBC当年所采用的欺骗手段。而当事记者马丁·巴希尔虽已公开承认当年伪造银行账单的行为是愚蠢且错误的，但他仍坚持辩称，戴安娜最终决定接受采访与其伪造文件的做法并无直接关联。尽管如此，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职业道德缺失与机构监管不力等问题，至今仍引发广泛反思与讨论。
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仪式上，她的弟弟以极为激烈的措辞公开抨击了新闻媒体，同时也对王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悼词中郑重宣告：“我代表你的母亲与姐妹们发誓，我们———你的血亲家族，将竭尽全力继续沿着这条创造性的道路走下去，正如一直以来你对这两位杰出年轻人的引导，使他们的灵魂不会轻易被责任与传统束缚，而能够如你所愿放声歌唱。”这番充满情感且指向明确的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据信令伊丽莎白女王感到相当失望与不悦。对此，知名作家盖尔斯·布兰德雷思在其后的分析中提出，女王对她的教子、即戴安娜的弟弟，所感到的失望或许更深一层，主要在于他认为这位弟弟未能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公开场合，对戴安娜生前的经历与贡献作出更为周全、公正的评价，反而使悼念场合染上了强烈的争议色彩。
戴安娜王妃因车祸不幸离世后，关于她死亡的真正原因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与持久的争论。直至1999年9月，即戴安娜去世约两年之后，法国官方才正式对这起导致戴安娜及其伴侣多迪身亡的车祸案件作出司法定论。调查结论明确指出，司机保罗在酒后驾车且严重超速行驶，是引发这起悲剧事故最直接的成因。根据法国警方详尽的调查结果，保罗在事发当晚确实饮用了过量的酒精，随后在高速驾驶状态下失控，最终造成车辆损毁、车内人员全部遇难的惨痛后果。 然而，多迪的父亲、埃及裔富商穆罕默德·法耶兹始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他曾在多种公开场合反复提出异议，并多次坚称这场车祸并非意外，而是由英国政府与王室家族在背后共同策划的阴谋，他甚至暗示连英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都可能涉入其中。这一指控使得整个事件蒙上了更深的政治与权力阴影。 到了2003年，戴安娜生前的私人管家保罗·伯勒尔发表了他的作品《王室职责》，该书进一步将公众的视线引向车祸背后的可能隐情。书中首次披露了一封戴安娜在车祸发生前约十个月亲手写给保罗·伯勒尔的信件内容，信中写道：“眼下是我人生中最为危险的阶段。有人正在策划对我的车辆动手脚，企图使刹车失灵，导致我头部受重伤，以此为目的为查尔斯再婚铺平道路。”这封亲笔信的公开顿时掀起巨大波澜，但其所陈述的内容旋即遭到英国王室方面的强烈驳斥，王室指责保罗·伯勒尔此举是对已故王妃的背叛，并认为其言论缺乏可靠依据，徒增不必要的纷扰与猜疑。
当地时间2025年5月28日，已故英国戴安娜王妃的胞弟、斯宾塞伯爵在其个人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公开发布了一则令人关切的消息。他指出，位于戴安娜王妃故居庄园范围内的一处历史性农舍建筑不幸发生了严重火灾，整体结构几乎被完全烧毁。根据其描述以及现场初步迹象判断，此次火灾疑似存在人为纵火的可能，所幸在火情发生时，该农舍内部并无人员居住，因此未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斯宾塞伯爵同时配发了数张火灾后的现场照片，从画面中可见建筑损毁状况十分严重，残垣断壁间仍留有焚烧的痕迹，具体起火原因及损失情况尚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详细调查与评估。
2025年8月，一个尘封已久的时间胶囊在英国一家医院被正式开启，其中精心保存着多件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独特物品，包括CD唱片、太阳能计算器以及护照等，这些物件均由当年的儿童亲手挑选，生动展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风貌。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于8月27日发布的报道，这个外表以铅层包裹的木制盒子，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在1991年亲自为该医院综艺俱乐部大楼举行奠基仪式时郑重封存下的历史纪念物。胶囊内所收藏的物品并非随意选取，而是由两位在当时儿童节目举办的竞赛中获胜的孩子所精心选定，其目的正是为了留存下能够代表1990年代社会与文化气息的生活印记。报道特别指出，在所有藏品中，最吸引公众目光的当属澳大利亚流行音乐天后凯莉·米洛在1990年发行的经典CD专辑《爱的节奏》（Rhythm of Love）。这张具有时代意义的唱片是由来自英国德文郡佩恩顿、当时年仅十一岁的大卫·沃森所选中的，这位小参与者同时还挑选了一张别具环保意义的再生纸以及一本护照，共同封存于胶囊之内。此外，木盒里还妥善存放着一份1991年胶囊被封存当日出版的《泰晤士报》，其头版刊登的醒目标题包括了《熟肉大批量吸引苏联选民》（报道配有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照片），以及《美国拒绝伊拉克战机请求，叛军逼近》。根据原定计划，这个充满历史意味的时间胶囊本应在“数百年之后”才重见天日，但由于医院场地即将动工兴建一座全新的儿童癌症中心，施工需要使得这一珍贵的时代信物不得不被提前挖掘出土。
在一九八七年，当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误以为艾滋病能够通过日常接触轻易传播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做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举动——她坦然坐在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病床边，轻轻握住了对方的手。通过这个充满勇气的行为，她向全球传递了一个清晰而温暖的信息：艾滋病患者需要的绝非疏远与隔离，而是真诚的关怀与人性的温暖。戴安娜本人始终保有一颗纯真如孩童般的心，她热爱欢笑、乐于享受生活的趣味，甚至不时会流露出调皮恶作剧的一面。这位被人民深深爱戴的王妃，以其真挚的光芒持续照耀在世人心中，正因为她真正理解并走进了普通人的世界，才赢得了“人民的王妃”这一不朽的称号。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英国社会长久以来的沉稳与克制，而这种克制曾被视为维系不列颠传统秩序的基石。戴安娜的离世无疑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她是一位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倘若她仍在世，全球范围内的反地雷运动很可能获得更为显著的推动。像她这样拥有独特个人魅力与感召力的公众人物，自她离去后，在英国再难寻见。在她逝世之时，无论是其个人形象的感染力，还是她所承担的社会角色，都已超越了其他王室成员所能企及的高度，使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女性之一。她为英国留下的重要遗产，在于为君主制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她的去世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她确实对王室体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戴安娜反而巩固了王室的存续根基，尽管表面看来她的行为似乎曾动摇王室的传统权威。我们更应注意到，戴安娜始终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议题，关心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聚焦弱势群体的权益，在这个长期以王室为核心的国家里，她成功塑造了一种贴近民众、充满同情的新价值观念。在当下的英国，如此兼具影响力与亲和力的公众人物依然十分稀缺。戴安娜在英国公众记忆中将永远占据一个崇高而备受尊崇的位置，她的精神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无数人的心中，也时常唤起人们对她的追忆与怀念。戴安娜所处的时代，君主制其实已渐失实质影响力，仅余一层传统的光晕尚未褪尽，英国王室在礼仪与姿态上仍固执地坚守着最后的传统框架。然而戴安娜的出现，她的言行举止，宛如为古老城堡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流，驱散了陈腐沉闷的气息，拂去了积存的枯叶。她与王室体制之间的碰撞虽然最终以婚姻破裂收场，但她所带来的冲击却足以动摇王室存在的传统基础。那个主要依靠残留的历史惯性与民众情感维系着的英国王室，自此不得不逐渐放下身段，效仿戴安娜的亲和作风，开始走上亲民之路。王室的开支不断缩减，成员规模也逐步精简，甚至史无前例地接纳了平民出身的凯特成为王妃。在戴安娜的影响之后，王室贵族再也不敢如以往那般高高在上、远离民众，简朴与亲近民众已成为他们无法回避、也必须履行的责任。从她踏入公众视野的那一刻起，她所穿着的每一套服饰都迅速成为时尚界的焦点，并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尚宣言，持续影响着公众的审美与潮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