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曹禺在天津小白楼诞生，然而出生仅三天，他的生母薛氏便因产褥热不幸离世。此后，薛氏的孪生妹妹薛咏南嫁给了曹禺的父亲，并毅然承担起抚育曹禺的重任。一九一三年，年仅三岁的曹禺便随继母出入戏院，得以接触京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以及文明戏等多种中国传统戏曲形式，这些早期的艺术熏陶为他日后深厚的戏剧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九二二年秋天，曹禺考入南开中学，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于各类戏剧活动，并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开始了初步的舞台实践。一九二九年，曹禺的父亲中风去世，同年九月，他从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在清华园里，他潜心钻研戏剧艺术，广泛阅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大师的剧作，这些系统的学习和阅读对其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际，曹禺创作了《雷雨》，同年秋季，他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并开始了与郑秀的恋情，随后应聘前往保定明德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一九三五年三月，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身亡，曹禺对此深感愤慨，并以此为触动创作了《日出》。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与鲁迅、巴金等六十三位文化界人士共同联署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季，他又完成了剧作《原野》。一九三七年五月，《日出》荣获《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将《全民总动员》进行改编，并更名为《黑字二十八》，该剧于同年十月正式上演。一九四零年上半年，他先后创作了《蜕变》和《正在想》，下半年则完成了《北京人》。一九四二年初，曹禺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职务，从江安前往重庆，同时在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课程。在此期间，他创作并改编了四幕剧《家》以及独幕剧《镀金》。 一九四三年一月，曹禺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九四六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老舍一同前往美国进行讲学。一九四七年二月，曹禺由美国返回上海。同年秋天，他完成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的写作，并亲自担任导演，由文华影片公司投入拍摄。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一九四九年，同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曹禺化装成商人，从香港乘船抵达烟台解放区。四月，他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国民议会会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同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曹禺当选为常务委员。随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及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他分别当选为常务委员、编辑出版部负责人和委员。一九五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曹禺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一九五四年，他发表了《明朗的天》。一九六零年，曹禺创作并完成了历史剧《卧薪尝胆》，该剧后来改名为《胆剑篇》。一九七八年，他的五幕历史剧《王昭君》正式发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曹禺因长期患病，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曹禺一生中经历了三段婚姻，其配偶依次为郑秀、邓译生（即方瑞）以及李玉茹。郑秀作为曹禺的首任妻子，也是对他用情最深、陪伴时间最为长久的女性。她曾是曹禺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的校友。1933年初春，在学校组织的戏剧活动中，曹禺委托好友孙浩然代为邀请，特意恳请郑秀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并担任女主角；借此机会，曹禺展开了对郑秀真挚而热烈的追求。郑秀的秀丽容貌深深吸引了曹禺，尽管起初几次示好并未得到明确回应，但后来曹禺因一场重病卧床，郑秀的悉心照料使两人感情迅速升温，由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历经三年漫长的交往，1936年11月26日，曹禺与郑秀在南京平仓巷的德瑞奥同学会举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当天曹禺身着西式燕尾服，郑秀则身穿典雅旗袍，仪态端庄。作家靳以和巴金专程从外地赶来祝贺，巴金赠送了一个精致的洋娃娃作为礼物，郑秀欣喜不已，曾感慨道：“我仿佛捧到了一个金娃娃，若是当初没有巴金的赏识与推荐，《雷雨》恐怕难以出版，家宝或许至今仍是个清贫的学生。”同时，马彦祥、张天翼等文艺界人士也出席了这场典礼。1937年春天，两人在长沙国立戏剧学校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由校长余上沅担任主婚人，吴祖光等剧校师生共同见证，曹禺与郑秀自此正式结为夫妇。 然而婚后不久，曹禺与方瑞之间逐渐产生感情，并发展出一段持续十年之久的婚外恋情。这段关系在圈内几乎半公开，曹禺多次向郑秀提出离婚，但此时郑秀已育有两名女儿，坚决不同意离婚，双方婚姻实则名存实亡，长期处于分居状态，直至1951年。郑秀在极度孤独与痛苦中最终同意解除婚约。她曾对曹禺的清华同窗张骏祥坦言：“过去我深爱曹禺，所以嫁给他；如今我依然爱他。我同意离婚，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得到幸福。”郑秀于1989年10月逝世，终身未曾再婚。 1951年，曹禺与方瑞正式登记结婚，两人共同生活至文革时期。期间曹禺虽未直接遭受批斗，却被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方瑞因长期承受精神压力与恐惧，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依赖大量安眠药物才能入睡。1974年某日，方瑞在自家卧床上悄然离世，临终时床铺周围散落着数量惊人的安眠药片。方瑞去世后，郑秀及曹禺的子女曾有意促成曹禺与郑秀重新复合，但曹禺最终于1979年与李玉茹步入婚姻，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李玉茹一直陪伴在曹禺身边，悉心照顾他的生活，直至1996年曹禺逝世，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辗转至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曹禺的家人早已为他备好了澡盆与热水，再三催促他趁水温适宜时去沐浴。然而，曹禺当时正沉浸在一本好书中，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便一次次以“稍等片刻”推脱。经过家人多次耐心催促，他终于起身，一手拎着毛巾，另一只手却仍牢牢握着那本书，缓步走进了内室。 一个小时悄然过去，浴室内除了偶尔传来零星的水声，始终不见人出来。又过了一个小时，里面的动静依然如故，只有断续的水响，并无洗浴完毕的迹象。家人心中不免升起疑虑，担心是否有什么意外，于是轻轻推门查看。只见曹禺安然坐在澡盆之中，热水早已微凉，他的一只手仍旧捧着书卷，目光专注地停留在字里行间，另一只手则握着毛巾，心不在焉地、轻轻拍打着盆中的水，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早已将洗澡的初衷忘在了脑后。
一九五四年春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着手排演《雷雨》，这是该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舞台呈现。身为剧本作者兼剧院院长的曹禺，在排练过程中竟对原有台词进行了幅度不小的删削与调整。其中在第二幕里，角色蘩漪原本拥有一段篇幅较长的独白，其内容为——“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我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这段充满激烈情绪与象征意味的独白总计一百五十六字，经过曹禺的修改后，被大幅精简为——“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改写后的文本仅剩下二十个字，凝练至极。此番删改，或许正体现了创作者在艺术锤炼过程中所追求的所谓“精益求精”的态度。
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期间，便积极参与校园戏剧活动，展现出卓越的表演才华。他曾有幸在多部重要剧目中担任主要角色，其中包括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等经典剧作中饰演主角。据曹禺的女儿万昭与万黛回忆：“父亲曾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著名作品《娜拉》（《玩偶之家》）中，挑战并成功塑造了女主角娜拉的形象。剧中有一场戏，娜拉背着丈夫准备离家出走，父亲在舞台上独自演绎这段情节，他既念着台词，又融入歌唱与舞蹈，将娜拉在丈夫面前那种慌乱、矛盾而又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此外，父亲还曾出演根据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名剧《悭吝人》改编的《财狂》中的主角。在韩伯康发现钱财丢失的那场关键戏份中，他通过一连串的哭喊、吵闹，直至最后‘蹦蹬’一声猝然晕倒在台上，将守财奴韩伯康的吝啬、惊恐与绝望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其精湛演技获得了当时报刊评论的高度赞誉。”12曹禺亦曾于1943年在另一部作品《安魂曲》中饰演了音乐家莫扎特一角，进一步展现了其宽广的戏路与深厚的表演功力。
在曹禺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于北京医院度过了长达八年的时光。尽管身处病榻，他的精神世界却从未远离他所挚爱的文学事业，尤其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戏剧创作。在先生的身边，总是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包括活页册、小巧的笔记簿、学生常用的横格练习本等等。这些本子里记录的内容极为丰富且庞杂，既有他随时捕捉的思绪片段和日常随笔，也有人物之间生动的对话草稿，偶尔还有几行即兴创作的诗句，而其中占比最大的，则是他心心念念、构思中的诸多剧本提纲与框架。在那段漫长的住院岁月里，曹禺先生的枕边时常搁着《托尔斯泰评传》这类文学巨著。他阅读得极为专注，眼中常常闪烁着热切的光芒。然而，有时正读着读着，他会突然放下书本，情绪激动地高声感叹：“我真是感到惭愧啊，你无法体会我内心有多么惭愧。”“我发誓要在离开前写出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否则我绝不甘心。每次阅读托尔斯泰，我的内心就愈发煎熬。你能明白这种感受吗？”
在2024年5月，一部承载着深厚家庭记忆的著作《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由长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籍是著名剧作家曹禺与其第一位夫人郑秀所养育的两位女儿——长女万黛与次女万昭——共同执笔撰写的一部深情回忆录，书中以女儿的独特视角，细致而真挚地记述了她们对父母生平往事、艺术追求与家庭生活的珍贵回忆与追思。
矛盾冲突构成了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要素，在其早期创作中，戏剧结构的设置始终紧密围绕矛盾冲突展开，这些冲突形式多变且依据不同剧作的具体需求而各有特色。尽管戏剧冲突呈现多样面貌，曹禺早期剧作却蕴含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即对原始生命力的野性予以热烈的讴歌与赞美。例如在《原野》中，便生动描绘了一种原始的美感，仇虎在原始森林中奔跑的场景被刻画为“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么严肃，险恶地伫立当中”，充分展现了自然界的雄浑与神秘。然而，这种对原始野性的推崇在曹禺后期剧作中逐渐退却乃至消失，与之相伴的是戏剧冲突的力度也趋于匮乏。从整体结构模式来看，曹禺的剧作往往由锁闭的世界与旁逸斜出的新世界两者构成。他常以“家”这一意象作为锁闭世界的具体表达方式，而以“出走”这一行为作为冲破封闭、寻找新世界的核心手段。其早期剧作结构模式的演进历程，实质上正是新世界力量逐步战胜并取代锁闭世界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生动地体现在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轨迹之中。《雷雨》可被视为封闭式结构的代表性作品，随后的《日出》与《原野》则开始展现于封闭世界的缝隙中探寻新世界的努力，随着锁闭世界的最终崩溃，新世界得以确立并成为其剧作丰满的主体结构模式。 与此同时，曹禺还擅长化用既有的戏剧情节，而情节本身是戏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剧作的构思固然首先来源于对生活素材与个人印象的重新组合，但对固有戏剧情节进行化用、重构与再创造，同样是其剧作构思的一个重要来源。曹禺剧作中的许多情节正是源于对中外经典戏剧情节的巧妙化用与创造性重构，这种对戏剧情节的化用已成为曹禺剧作结构的一个显著特色。此外，剧作结构的诗化是曹禺戏剧的另一大突出特点。追求诗性境界是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重要方向，曹禺曾坦言《北京人》是他当作诗歌来创作的，而另一部剧作《雷雨》虽非刻意追求诗意，却依然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氛围，这使得《雷雨》中的环境氛围描写显得异常沉郁却又意蕴深远。在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与西方戏剧技巧借鉴的双重影响下，曹禺格外注重将诗意表达与剧作结构相结合，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总体而言，曹禺剧作结构的诗化特征主要体现于其富有韵律的语言营造和充满张力的戏剧性情境构建之中。
曹禺先生的戏剧语言艺术独具匠心，这一特质使他在处理戏剧冲突时能够精准地深入角色的精神内核，既展现人物之间激烈的心理交锋，也细腻描摹角色内心的自我矛盾与挣扎。所有表面的争执与外部冲突，其深层都蕴含着人物复杂而激烈的内心斗争。换言之，一切外在的冲突、辩论乃至日常生活的场景设置，根本上都是为了铺垫、催化并最终凸显人物内心的深刻冲突。戏剧语言的高度性格化是杰出戏剧作品的普遍特征，在曹禺的剧作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他笔下人物的话语往往极具个人特色，生动地折射出其独特的身份与性格。例如在《日出》中，李石清对黄省三说道：“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这短短一句话，便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李石清这个人物阴险卑劣、冷酷无情乃至无耻之尤的思想性格。而在《日出》中，人物的台词则几乎避免了任何佶屈聱牙的表达，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精炼而富有深意。此外，台词中常常布满了精妙的停顿与语意上的省略，这种留白艺术巧妙地引导着观众，使他们能够随着剧情推进，完全沉浸于台词所营造的特定情境与氛围之中。戏剧语言的动作性也是一个关键要素，它意味着人物的话语不仅是简单的言说，更是其内心活动、情感起伏的直接外化，并且与手势、神态、肢体动作紧密结合，共同有力地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曹禺的语言恰恰具备了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动作性，譬如在《原野》的第三幕中，对于仇虎在森林中逃亡时产生的种种幻觉的描写，曹禺以别开生面的笔法，生动展示了仇虎内心深刻的悲剧性冲突，重现了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与压迫，他在重重幻觉的纠缠下拼命挣扎、苦斗，其反抗意志也因此愈发显得顽强不屈。同时，大量运用蕴含丰富的潜台词亦是曹禺惯用的艺术手法，在《雷雨》中，出色的潜台词可谓比比皆是：例如鲁大海在欲打周萍时所质问的“你准备好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耐人寻味，它既可以理解为“你是准备好逃跑了？”，也可以解读为“你是准备好挨打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话的层次与张力。曹禺的戏剧语言还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与诗意。他在创作中综合运用了比喻、象征、含蓄等多种诗歌常用的语言技巧，使其戏剧语言具备了强烈的抒情气质。在剧本的舞台指示部分，曹禺习惯于对他所塑造的人物进行详尽的外貌、性格及身世描述，并对人物生活的环境场景作具体细致的说明与描绘。这类语言本身就如同叙事诗一般，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意味。那种诗化的语言，不仅意蕴深厚、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高妙艺术境界。曹禺从不孤立、静止地撰写人物台词，而是始终让人物置身于具体的戏剧情境中发声，将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台词与舞台效果、布景描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感染力。《雷雨》便是一部被当作诗来创作的剧作，其中的许多台词都精准地展现了人物的独特性格，并抒发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剧中的繁漪是一个“五四”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她聪明、美丽，怀有对自由与爱情的强烈渴望；但她同时又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长期饱受精神的折磨，既渴望彻底摆脱自身的困境，却又在现实中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处境，正如作者所言，她深深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繁漪在第二幕中的那段著名独白，简直就像一首贮满了愤懑与炽烈渴望的诗篇：“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繁漪在“宇宙残酷的井里”拼死攀援时所承受的艰辛与焦灼、压抑与烦闷，她那“爱起你来像一团火”、“恨起你来也像一团火”的炽烈而阴鸷的个性，全都熔铸在这段充满诗意的独白之中。
曹禺先生在中国话剧创作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他成功地将欧洲近代戏剧的写作技巧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表现相结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尤为突出，刻画了一系列鲜明而独特的角色，其中女性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他在剧本中融入了强烈的激情与诗意的表达，特别是在悲剧艺术的构建与探索上贡献卓著；同时，他也注重将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提炼为精炼的文学语言，极大地推动了话剧对话艺术的完善与升华，并且使剧本兼具文学可读性与舞台可演性，达到了二者之间的高度统一。其作品《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诞生了第一部能够与世界经典戏剧作品相媲美的杰出剧作。曹禺的剧作不仅在国内经久不衰，持续出版并上演，深受广大读者与观众的喜爱，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日语、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出版，并在众多国家演出，赢得了国外读者与观众的高度评价，从而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一系列经典剧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其深深植根于中国观众的心中，推动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由此步入成熟阶段。曹禺无疑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同时也是这座艺术殿堂中的一座巍峨高峰，他的创作深刻影响并培育了数代中国剧作家、导演以及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的整体发展脉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独特印记。
曹禺先生是我国一位成就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他为推动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特别是戏剧领域的繁荣与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自1936年至1941年间，曹禺在我国第一所国立戏剧学校连续任教长达六年，在此期间，他辛勤耕耘于教学一线，为国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专业戏剧人才，为我国现代戏剧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又长期兼任中央戏剧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始终深切关怀着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与长远建设发展，并以极大的热情不断鼓励、支持广大艺术青年在专业道路上的执着追求与大胆创新，其教育理念与实践影响深远。
曹禺祖居暨曹禺祖居博物馆，是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于2010年投资兴建的重要文化设施。该建筑群坐落于潜江市章华北路的曹禺文化产业园“梅苑”之中，整体占地面积达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494平方米。在祖居内部，包括“厅屋”、“堂屋”、“德馨堂”、“塾馆”以及“万德尊卧室”、“台屋”在内的共计26间厅室，均严格依照《万氏家谱*祖居》中的详细记载进行精心复原，力求再现历史原貌。馆内系统展出了“曹禺家族谱牒”以及曹禺祖辈遗留的各类家具、农具等珍贵实物2000余件（套），展线全长820米，生动而完整地向参观者呈现了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书香绵延的深厚历史。 曹禺祖居综合运用了大量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实物展品、音频资料、影像记录以及艺术雕塑等多种展示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曹禺先生出身于耕读世家的具体历史形态与文化背景。这座祖居的建成与开放，不仅为公众深入了解曹禺的生平与家族渊源提供了直观而丰富的窗口，也为国内外从事曹禺及其作品研究的学者专家们，汇集了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与研究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曹禺纪念馆坐落于湖北省潜江市景色宜人的曹禺公园之中，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藏品最为丰富的曹禺主题专业纪念馆，其馆藏人文资料已达三千余件。该馆不仅具备深厚的学术底蕴与高雅的艺术品位，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全面展示曹禺先生卓越艺术成就及其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展览机构。曹禺纪念馆的历史可追溯至1989年成立的潜江市曹禺著作陈列馆。历经多年积累，为迎接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进一步系统整合与深入开发曹禺人文资源，相关部门于2013年统筹资源，正式筹建并落成了如今的曹禺纪念馆。 纪念馆建筑共分两层，总建筑面积达三千平方米。步入一层，气势恢宏的中央大厅内矗立着曹禺先生的青铜塑像，两侧石壁上精心镌刻着《曹禺生平》及其经典名作《我是潜江人》的篇章。大厅右侧设有以曹禺父亲万德尊诗集《杂货铺》命名的参观接待厅，左侧则辟为陈列各界墨宝的名人书画厅。二层空间以曹禺著名剧作《雷雨》及其散文集《迎春集》命名的会议厅与贵宾厅为核心，两侧对称分布着两个主体展览厅。馆内珍藏了曹禺先生的著作、手稿、照片、信札及相关实物共计三千余种（件），通过总长四百七十三米的三大展区，依创作篇、演出篇、管理篇、教育篇、知音篇、乡情篇、缅怀篇等主题脉络，借助现代声光电等多种技术手段，生动而完整地呈现了曹禺的生平历程、艺术创作及其戏剧作品的深远影响，从而充分彰显了这位戏剧大师历久弥新的人文魅力与文化贡献。
曹禺故居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东侧，其主体建筑为一栋始建于清末时期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整体坐东朝西，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与地域特色。这处故居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早年生活的重要场所，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鉴于其重要性，天津市政府于2008年正式将其核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加强对这处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如今，故居已被辟为曹禺故居纪念馆，系统性地陈列展示与曹禺生平及其艺术成就相关的各类资料与实物，面向公众开放，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教育与纪念场所。
曹禺大剧院坐落于湖北省潜江市曹禺文化产业园区内，是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先进的文化艺术场馆。该剧院整体规划占地面积达170亩，严格依照国内顶尖剧院的标准进行设计与建造，主体观众厅按1200座规模设计，能够充分满足大型戏剧、经典歌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会等多种高端文艺演出活动的专业需求。剧院不仅硬件设施完备，其周边文化生态也十分丰富：在曹禺大剧院的左侧，坐落着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剧本奖创作基地；右侧则设有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交流中心。这两个重要机构与剧院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文化艺术聚集区，常年为戏剧创作、人才培训、学术研讨、剧目展演、艺术展览以及文献收藏等各类专业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优质的场地支持与资源保障。
曹禺戏剧文学奖创立于1980年，其历史沿革中曾先后使用全国优秀剧本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及中国曹禺戏剧奖等名称，直至2005年正式定名为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该奖项每两年举办一届，被公认为中国戏剧剧本创作领域的最高荣誉，在戏剧界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与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曹禺戏剧文学奖已累计评选出四百多部优秀剧作，并通过这一平台推出了数百位杰出的剧作家，为中国戏剧创作的持续繁荣与艺术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为深切缅怀伟大剧作家曹禺先生，同时积极推动湖北省潜江市教育事业的进步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潜江市于2011年特别设立了“曹禺教育奖”。此项奖励主要用于表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和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旨在全面助推潜江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进程，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激励教育科学研究的创新实践，从而有效引导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向与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路径。
赵朴初先生曾以“艺海诲人曾见雷鸣四海，文章华国长如日出东方”的诗句，赞誉曹禺先生的艺术造诣与文学成就如同东方旭日般光辉永恒。胡絜青女士则用“戏剧音容炳后世，终生浩气反帝封”来形容其戏剧作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与贯穿一生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大公报》文艺奖审查委员会对其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善于从腐朽的社会阶层中雕塑出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批判之后往往赋予抚慰，宛如时代中一位捕捉灵魂的巨匠。其在题材抉择、剧情布局与舞台背景运用等各方面，均展现出宏大的艺术气魄，这一切都源于他作为一名自觉的艺术家，不追求表面的喧闹，而精于艺术调配，深刻洞察舞台的最终效果。孙庆升将其艺术生涯概括为“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勾勒出其成长与创作的时代轨迹。朱栋霖誉其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强调了其开创性地位。余秋雨则认为，曹禺不仅是我国话剧艺术的奠基者，更是二十世纪世界话剧艺术发展历程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于是之先生则从诗人角度解读，称他不仅是剧作家，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戏剧诗人，其作品情理交融，诗意浓郁，鲜明地体现出对戏剧诗化境界的不懈追求。解玺璋详细梳理了曹禺的早期创作：《雷雨》作为其第一部作品，诞生于1933年，当时年仅24岁的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若从其翻译外国剧本算起，其艺术实践开端更早，大约在二十岁左右。然而，他的创作一旦启动，便犹如油井喷发，不仅势头强劲，而且持续不断。继《雷雨》之后，他在1936年创作了《日出》；1937年，推出《原野》；1939年，完成《蜕变》；至1940年，又创作了《北京人》。至此，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剧作已全部问世，其在中国戏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已然确立，如同一座丰碑巍然矗立，至今仍难以超越。而完成这一切时，他年仅三十一岁，刚刚步入而立之年。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文学巨匠齐名。他是中国现代戏剧界的泰斗，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教育家，曾历任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作为戏剧教育家，他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创立以及戏剧影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者之一，他与同仁们历经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与共同奋斗，将北京人艺建设成为一座拥有中国演剧体系和独特风格、享誉世界的艺术殿堂；即便作为一位天赋异禀的演员，他所塑造的每一个舞台角色，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正式发表，这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里程碑意义，该作品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中外学界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曹禺在世界戏剧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也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的广泛青睐。其剧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并通过话剧、影视、京剧、歌剧、花鼓戏、音乐剧、芭蕾舞剧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在美国、苏联、日本、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曹禺先生曾多次访问苏联、日本、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积极推动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4年，为表彰他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成就，法国总统密特朗特授予曹禺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