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弥生草间弥生

圆点女王、日本艺术天后、话题女王、精神病患者、怪婆婆等诸多标签加在一起，都不足以囊括草间弥生复杂而多变的一生。这位和荒木经惟一起被批评为日本坏品位的代表人物，年逾80岁，用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来不断证明自己，并和安迪·沃霍尔、小野洋子等先锋艺术家见证了当代艺术史。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谈及那些风云人物时，她说：“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有才华。我一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艺术上，并且把我最原始的意念和想法全部用到了代表草间弥生的作品上。”这个夏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河边的树木将被红色背景下的白色波尔卡圆点包裹了起来；9月，在伦敦Hayward 画廊 ，巨大的雕塑则将把画廊空间的里里外外布置得艳丽时尚；巨大的、重复的、红白相间的圆点，在伦敦的角落蔓延。但凡熟悉当代艺术的人，马上就能想起这些标志性圆点属于那个身着相似图案服装的“日本怪婆婆”。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圆点女王、日本超级艺术天后、话题女王——草间弥生。据统计，在日本，年轻人穿着的服饰中，带有圆点图案的服饰约占30%左右。草间弥生10岁左右就开始运用非对称的袖半身红半身白的毛衣装饰自己。至今为止，她的服装全部由自己设计的。圆点和她的精神病一样，成为艺术家身上最深的印记。40年前，亚洲女子草间弥生成为纽约前卫艺术的先锋人物，影响力堪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匹敌。30多年前，她回到东京，住进精神疗养院，销声匿迹。1993年，她独自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重出江湖，确立了自己在国际艺术的地位。英国《泰晤士报》公布20世纪最伟大的200名艺术家的调查结果。毕加索、塞尚名列第一、第二，中国艺术家无人入选。日本有4位艺术家上榜，分别为村上隆、草间弥生、杉本博司和野口勇。相比村上隆等日本艺术家，80岁的“怪婆婆”草间弥生比他们提前了整整三四十年。精神疗养院的艺术工作者每天早晨，新宿精神疗养院，在助手的搀扶下，80岁的草间弥生缓缓外出。1973年从纽约回到东京，这样的生活，她过了30多年。白天，她到附近的工作室“上班”，晚上又回到疗养院。她极少外出，也很少会见客人，不逛百货商店，不会使用电脑和手机，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此次接受《外滩画报》采访，也是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的。不到10岁时，草间弥生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经常出现幻听、幻视。她所看到的世界，蒙着一个巨大的网，于是她不停地画画，试着用重复的圆点把自己的幻觉表现出来——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几乎伴她一生。“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红色桌布上的纹理、花色，并开始寻找我的周围是不是还有同样的纹理，从窗户、墙壁、天花板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的身体。在寻找过程中，感觉自己被逐渐侵蚀、陨灭，时间与空间不停地旋转着，自我变得微不足道。就在那一刹那间，我意识到这并非只是一种幻觉，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存在，我被这真实的幻觉给吓坏了，我对红色桌布和上面的纹理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我夺路而逃，台阶却在我脚下散落，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手和脚踝都跌伤了……”在疗养院附近的工作室里，她完成了包括巨型南瓜在内的数千件作品。同时，她还发表了十几本小说和诗集。草间弥生终于在疗养院隔壁买下一栋楼。她说，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花销，但至关重要，“我在那里画画，并进行雕塑作品的设计。那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全部。”1973年，草间弥生从纽约回到日本之后便远离了公众视野。很少有人了解她的生活，唯一的线索就是长期接受精神治疗。以草间弥生工作室为背景的纪录片上映，这是首次公开她的私密档案，大受欢迎。镜头中的草间弥生，身材矮小、略微驼背，穿着她自己设计的圆点衣服，戴着颜色艳丽的假发，还化着浓妆。在工作室里，草间弥生会换上宽松的工作服，并开始至少8小时的工作。疗养院把这位80岁的老人照料得很好。草间弥生身体非常健康，但画画已经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经常需要助手们帮助。在助手们完成耗时而累人的铺色工作之后，她用自己特有的圆点表达不同的幻觉和梦境。在精神疗养院里，草间弥生有一间私人卧室。即便在深夜，从工作室回来之后，她仍然可以在这里工作。写小说，写诗，画设计图或一些小画。在工作日，她会拨通经纪人的电话，絮叨地描述着自己前一天的状况，某件作品最新的进展，甚至是自己最喜欢的甜点——她比较贪恋甜食。即便是精神状况很好的时候，草间弥生还是经常会忘记自己说过什么，或者会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对方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的方式，以至于通话时间有点长。对于40多年前曾经让自己大红大紫的报纸，草间弥生一直都在关注。她每天都会认真地看报纸，往往是从政治部分开始，这是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在日本生活很难，除了在精神疗养院。”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草间弥生如是说。草间弥生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躺在床上会觉得天花板在旋转，强烈到感觉眩晕，控制不住自己，接着就会很沮丧、很焦急。如今，当她独处时，依然有着相同的困扰。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草间弥生是在利用自己的精神问题炒作。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她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得而知，唯一确定的是，她依然住在精神疗养院里。10年，台北画廊博览会曾邀请草间弥生作为艺术明星亮相。她在经纪人的陪同下应允前往，并将一个几米高，占地几十平方的《南瓜》带到现场。这是她离中国粉丝最近的一次。由于语言不通，在博览会现场和酒会上的草间弥生木讷寡言，开幕致辞也由经纪人代为完成。有媒体指出， 经纪人、助理等人像棉花一样填充在草间弥生这个易碎的玻璃制品周围，帮她打点一切事务。草间弥生则用大多数的时间在精神疗养院里休息、创作，游走于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两种身份之间。“草间弥生不知是在哪面墙上钻了一个洞，窥知了造物者的某个手势或背影，她从此寄居这面墙上，在两个世界间来回顾盼。”蔡康永的一篇名为《自愿住进精神疗养院的艺术家草间弥生》博文中这样比喻道。“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创作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一生，我活着的每一个日子，都与艺术相关。要是人可以有来世，我还想再做艺术家。无论生与死，艺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草间弥生一遍又一遍地表述着艺术对于她的重要性，艺术是她一生中唯一抓住的东西。1929年，草间弥生出生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一个富裕家庭，家族经营种子生意一百多年。在10岁时，草间弥生画了一幅铅笔画，一个小女孩阴郁而安静，没有一丝笑容，这恰恰是她童年的写照。母亲将家族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却对女儿的精神疾病一无所知。在她看来，草间弥生所谓的幻觉都是在胡说八道，而画画更不是富家女应该做的事情，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收藏艺术品的人”。母亲毁掉草间弥生的画布，罚她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经常把她关起来。“每天打我，还踢我屁股”，强烈的恐怖感让草间弥生的精神接近崩溃。童年的记忆虽不尽美好，却极大地激发了她的创造力。草间弥生不但“发明”了那些张牙舞爪的类似花卉的植物，还把它们做得越来越庞大。花和植物成为草间弥生创作的主题，并已经在洛杉矶展出了“午夜怒放之花”系列，正是因为她对童年的回忆。1955年，26岁的草间弥生在旧书店发现了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的帮助下，她写信给乔志亚·欧姬芙寻求帮助。“虽然我在远方，虽然我在艺术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我还是恳请你为我指路……”深受感动的女画家回信给草间弥生，表示愿意在美国推荐她的作品。1957年，草间弥生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离开之前，母亲给了草间弥生100万日元，告诉她永远不要踏入家门。临走时，她在家外的河堤上毁掉了数千件作品，表达对母亲的愤怒。在日后的小说《中央公园的毛地黄》中，草间弥生通过描写一名日本女孩在纽约的遭遇展现了自己的早年经历：孤独潦倒，身无分文，仍然不打算回日本；她夹着自己的画在城市中的画廊间穿梭；由于不懂英语，这个小个子、相貌并不出众的东方女人卖掉一张作品都异常困难；在租住的公寓里，她半夜会被冻醒，一直画画到天亮；在街边的垃圾篮中拾起鱼头和丢弃的烂菜叶，并用这些材料熬一碗热汤。“在美国人眼中，日本女人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草间弥生打破了这样的看法，她强悍而具有创造性。”纽约评论家Gordon Brown在1960 年代接受采访时有这样的表述。美国艺术家约瑟夫·柯内尔的出现给草间弥生的人生增添浪漫色彩。柯内尔是近代美国著名艺术家、雕塑家和实验电影先锋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奇怪的外套，我被吓坏了，以为自己见到的是一个幽灵。”“ 他每天写信给我，打无数个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呼唤我，以至于有人问我，电话是不是坏掉了。我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一直在和我通话。”草间弥生后来回忆，柯内尔有一天，竟然给她写了14封信。自上世纪60年代认识后，两人一直相伴，直至1972年约瑟夫·柯内尔去世。爱人的去世给草间弥生沉重的打击，她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1973年，约瑟夫·柯内尔去世的第二年，草间弥生从纽约回到东京，离开艺术家与评论家，逃出媒体视野，独自一人在精神疗养院生活。有人猜测，草间弥生把自己关进精神疗养院，是在约瑟夫·柯内尔去世后的一种自我惩罚。她为博取盛名而进行的疯狂行动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更应该听从约瑟夫·柯内尔的意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作品上。1959年，在抵达纽约18个月之后，草间弥生的五件作品参加第10街布拉塔美术馆的一次年轻艺术家群展，每一件作品都是在一个稍暗的灰白色背景上，绘满网状图案，她的圆点受到纽约知名评论家的注意。唐纳德·贾德在《艺术新闻》中写道：“草间弥生是一位原创型的画家。展览中的五幅白色巨幅作品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其实现方式上都是前卫而有力的……它发自于那些溶于平面的点，也发自于那些稍微偏离的但效果强烈的点……”1964年，草间弥生组织了名为“千船会”的展览，她把阴茎模样的软雕塑塞进船里，摆满了整个房间，房间的周围都是这些作品的图片，那些突出的阴茎从墙壁上的印刷品中得到回应，所有人都觉得淹没其中了。由于精神疾病的影响，草间弥生将极度重复扩展到雕塑和装置艺术领域。更为有趣的是，这竟然引领了未来美国波普艺术的潮流。安迪·沃霍尔类似形式的展览“牛首交错”出现于1966年。草间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指出包括安迪·沃霍尔在内的美国艺术家曾经借鉴过自己的想法，而这些人在美国都“发了财”。即便是在举办轰动一时的“千船会”展览之后，草间弥生还是不被纽约主流艺术圈所认可，甚至总是在财务上深陷困境。1967年，当得知无法获得预期的展出机会之后，她开始自己演出，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圆点蔓延到千奇百怪的物体表面之后，又铺到了现场行为表演的裸体之上。“在华尔街的纽约证交所旁，四个裸女正随着鼓手敲出来的节奏扭动着，而草间弥生在她的律师陪同下，正向她们裸露的身体上喷着蓝色的波尔卡圆点。警察迅速驱散了他们。”1968年，草间弥生疯狂组织“人体炸裂”的系列裸体集会后，迅速成为美国媒体追逐的对象。她化着浓妆，披着长发，穿着自己改制的怪异服装，依傍“自由女神”像，或在中央公园的“仙女爱丽丝”雕像处恣意地表演，人潮从四面涌来。每个观众需要付2 美元“门票”。借此行为艺术，草间弥生获得不菲的收入。1969年，在纽约MOMA的一次展出之后，这个日本女人成为《纽约时报》的封面人物，其头版图片的副标题却是“但这是艺术吗？”。平日里，草间弥生内敛而安静，年轻东方女性的面孔在纽约艺术界非常新鲜；但在行为表演中，她疯狂而投入，彻底释放甚至是裸露登场。她的一些老朋友开始背弃疏远她，认为草间弥生为求成名已经把自己降格到非艺术家行列。远在日本的草间弥生家人得知她在公共场合的放荡言行后深感恐惧，终止了和她的联系。草间弥生在美国的十几年，正值波普艺术的兴盛期。多年以后，当评论家们重新梳理她的创作历程时，把草间弥生式的疯狂，归位于复杂的社会环境：“那是一个‘嬉皮士’横行的时代，草间弥生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流行什么，他们抗议越战，吸食毒品，追逐东方神秘，寻求外来宗教的庇护，崇尚性解放。很多人开始以打破常规为生，一些人因此变得富有和出名。”草间弥生在纽约的经历将日本人的名字写入西方波普艺术史，1962年，草间弥生与安迪·沃霍尔等一起参加在绿色画廊的群展。绿色画廊同年本打算为她举行个人展览，但因缺乏资金不得不放弃。当Olden Burg的个展在绿色画廊开幕时，包含于草间弥生无限重复的男性生殖器相似的软雕塑。他的妻子诉说了草间弥生对某些作品的影响。“ 很抱歉我们采纳了您的创意。”她说。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安迪·沃霍尔就像经营一个模仿品的批发店一般不断吸收周围的一切元素。在草间弥生“千船会”展览的开幕式上，沃霍尔带着极震惊的表情对其完美表现大加称赞。如果草间弥生不是因为精神疾病离开纽约，她会是安迪·沃霍尔艺术地位的最有力竞争者，但精神疾病恰恰又是草间弥生几十年创作的主导。国内评论家陆蓉之把草间弥生和小野洋子比作20世纪国际艺坛最闪耀的女明星。小野洋子与列侬的世纪之恋以及与欧美艺坛核心势力的接触，都使得她在流行文化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草间弥生。“但就具有标志特性的独特艺术风格以及开创性来说，草间弥生的复活源自她的艺术本身。”陆蓉之这样说。“在小野洋子遇到列侬之前，她的作品就已经很棒了。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列侬使得她更受关注。草间弥生的经历虽然传奇，却没有一个类似列侬的角色，这可能是她并非尽人皆知的原因之一。”独立策展人方振宁这样评价：“不容忽视的是，她既是日本当代艺术的先锋，在纽约期间，更影响了美国的波普艺术。”曾经邀请草间弥生参加台北画廊博览会的洪平涛回忆：“那次，草间弥生的几十件绘画或小件雕塑被抢购一空，遗憾的是那个巨大的南瓜在两三个月后都没有卖出。因为在台北找不到合适的仓库，我们把南瓜运到了乡下，包裹得严严实实，放在田里，好像一个碉堡，直到最后被运回日本。”这一巨型南瓜当时的价格不超过50万元，而今天已经涨了数十倍。10年间。每每提及此事，洪平涛都觉得惋惜。1966年，草间弥生“非法”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她未经同意就带着作品《那克索斯的花园》(Narcissus Garden) 出现在绿园中央的意大利馆前面，1500个金色镜球( 内部是塑胶制) 构成的装置，醒目突出，她本人穿着金色和服端坐其中。并立牌告示：一个金球价格2美元，强调艺术品可以像热狗一样叫卖。在被双年展组委会请出去之后，她穿着猩红色的紧身衣摊开双臂躺在镜球中间，风头超过所有参展艺术家。1993年，草间弥生独自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日本政府专门为她设立主题馆，以此向这位前卫女王致敬，草间弥生在本国以及国际艺术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几十年精神疗养院的生活打磨掉了草间弥生的叛逆，她的作品回归架上绘画和雕塑，布满圆点南瓜系列作品成为经典。同时，草间弥生还把她的圆点铺到设计类产品上，为兰蔻设计的化妆包和为AU设计的手机都在热卖，昔日纽约轰轰烈烈的“前卫女王”至今依然引领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