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曾海仙

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曾涛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年仅四岁时，祖父与父亲竟于同一夏季相继离世，由于父亲是家中独子，这场变故使家庭骤然失去经济支柱，生活陷入极度困顿。曾涛的母亲虽未曾读书识字，却性格坚韧、自尊自强，她始终未改嫁，而是咬牙苦撑，依靠变卖田产与多方借贷，独自将曾涛抚养长大。在舅父、姑父及外祖父等亲属的接济与支持下，曾涛得以完成小学学业，随后考入免收学费的无锡洛社乡村师范学校继续求学。在校期间，他深受当时进步思潮的熏陶，积极参与各类学生运动，并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前线工作。一九三七年，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曾涛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结伴奔赴延安，寻求革命道路。同年年底，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引荐，他们正式加入革命工作队伍。此后，曾涛先后在浙江的丽水、庆元、富阳以及江苏的泰兴、靖江、宝应等地，积极参与并领导农村工作的开辟与建设，其后又在华中区与华东局承担重要职责。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中国解放事业的隆隆炮声，曾涛这位从家乡毅然投身革命、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使命的热血青年，逐步由一位满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与优秀的革命干部。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深夜，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曾涛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紧急电话，告知中央已决定调其至外交部工作，并拟派遣其前往古巴。彼时古巴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新政权对中国态度友好，但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仍滞留当地，因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向中方提出，希望派遣一位负责干部先行赴古，为正式建交进行筹备。鉴于古巴地理位置紧邻美国，且它将成为新中国在拉丁美洲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第一个国家，形势颇为复杂特殊。中央组织部经过慎重遴选，从数位候选人中最终确定了曾涛。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就古巴工作的任务与方针给予了具体细致的指示，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也对曾涛进行了多方勉励。陈毅元帅曾是曾涛在苏中及上海工作时期的直接领导，对他深为了解与信任，曾风趣而坚定地说道：“曾涛，你打了那么多年的游击，大不了就跟着古巴同志上山继续打游击嘛，我相信你能应付得来。”于是，毫无外交工作经验的曾涛，甚至未配备电台与机要人员，仅以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的名义，怀着准备重新适应艰苦斗争生活的决心抵达古巴，由此开启了他不凡的外交生涯。 在古巴期间，曾涛广泛接触古巴党政领导人及各阶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便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六零年九月二日，哈瓦那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百万人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时，突然将就坐于主席台的曾涛拉至讲台旁，紧紧握住他的手高高举起，向全场庄严宣告：“从此刻起，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要求台湾的代表立即离境！”顷刻间，近百万双手臂齐刷刷举起，整个广场回荡起震耳欲聋的“中国！中国！”的欢呼声。自该日起，曾涛受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中古建交谈判，并最终代表中国政府在两国建交公报上签字。完成初步的建馆任务后，曾涛奉调回国，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一九六二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因古巴与阿尔及利亚关系密切，切·格瓦拉几乎每年都会访问阿尔及利亚，且每次到访必定前往中国使馆看望曾涛，并留下品尝一顿中式菜肴。 一九六三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阿使馆，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将访问阿尔及利亚。然而数日后，曾涛直接收到周总理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有同志反映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较多，局势存在不稳定因素，担心访问期间可能发生政变，建议推迟访问行程。周总理特意征询曾涛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重大、既关乎访问成效又涉及代表团安全的严峻问题。曾涛立即召集使馆党委会议进行研讨，当时使馆领导也知晓阿政府内部存在分歧，认为问题迟早会爆发。经过审慎而周密的分析，曾涛向周总理汇报：阿尔及利亚内部确实存在分歧，但短期内应不致发生政变，建议按原计划访问。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如期访问阿尔及利亚，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事后，周总理赞扬曾涛说：“你还是很有胆识的，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并进一步指出：“向上级写报告，不应像有些人那样，先揣摩上级意图，再按上级的倾向去写，那样容易贻误大事。” 周总理应邀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的消息公布后，在一次招待会上，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主动与曾涛交谈。他询问道：周总理是否有可能访问尚未建交的国家？曾涛回答：据我所知，此次计划访问的都是已建交国家。这番询问引起了曾涛的重视，他迅速将谈话内容报告国内。不久，曾涛接到指示，让他转告突尼斯大使，如两国能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访问突尼斯将更为顺理成章。在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日，突尼斯驻阿大使告知曾涛：布尔吉巴总统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访问突尼斯。周总理欣然接受了邀请。当时中国在突尼斯未设任何机构与人员，相关访问筹备工作均由驻阿使馆承担。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上午，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飞抵突尼斯，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接待。短短两天的访问，通过深入会谈，双方增进了理解，结下了友谊。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突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七零年六月，在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回国十二年后，为改善中南两国关系，周总理点将曾涛出使南斯拉夫。曾涛抵达贝尔格莱德时，南斯拉夫各大主要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当时中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所造成的影响仍未消散，曾涛在周总理的坚定支持下，成为打破中南关系僵局、融冰前行的重要使者。自此，两国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九七三年六月，曾涛调任驻法国大使。三个月后，法国总统蓬皮杜将作为西欧主要发达国家的首位国家元首访问中国，意义非凡。抵达法国后，除完成必要的外交拜会外，曾涛集中精力开展了多方面的调研工作。蓬皮杜总统当时已身患癌症，但仍坚持要求访华。曾涛将此情况及时报告国内后，中方制定了更为严谨细致的接待方案，周总理对此表示满意。驻法期间，曾涛曾两次接待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初，邓小平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重访巴黎。在使馆用餐时，邓小平特意提出要品尝法国常见的牛角面包，并回忆道当年在法勤工俭学时生活清苦，连这种廉价的面包一周也只能吃上一次。临行前，邓小平还委托曾涛请使馆同志购买一些牛角面包带回国内，分送给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老朋友。一九七五年五月，邓小平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向法国派出的最高级别代表团。在法国，曾涛与多位政界要人建立了良好友谊，以致一九七四年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出席了曾涛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据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称，这在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即总统出席外国使馆的国庆招待活动。一九九七年三月，法国驻华大使毛磊获悉曾涛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报告法国政府，法方委托驻华大使向曾涛夫人及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唁电中如此评价：“曾涛先生在其丰富的事业生涯中，展现了一位杰出外交家的优秀品质。在其担任驻巴黎大使期间，法国人民有幸领略到他的外交才华。他曾本着友好与合作的精神，为法中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一九七七年元旦过后，曾涛告别法国，出任新华社社长。其时“四人帮”刚被粉碎，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路线尚未得到彻底清算。为进一步澄清是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召开了一场为期三十六天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会上明确指出“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曾涛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立即联系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与《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商议就此单独发布消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进程。曾涛亲自起草了新闻稿，标题定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次日，《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此文，引发社会极大震动。当时中央尚未正式改变“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曾涛作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并评价曾涛“胆大包天”。 在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曾涛与社党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在确保向报纸、电台、电视台提供新闻稿件的基础上，先后创办了《半月谈》、《瞭望》、《经济参考》、《环球》等多种报刊，并成立了新华出版社，逐步构建起新华社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宣传报道体系。他还极为重视新华社与国外通讯社及其他新闻机构的友好交往，多次率领新华社代表团出国访问，与多家外国通讯社签署了新闻交换协议。 担任新华社社长同时，曾涛兼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工作，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及新闻发言人。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他连续当选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继续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担任副秘书长与新闻发言人。至任期结束时，曾涛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工作十三年，先后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新闻发言人。对于参与报道的中外记者而言，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打交道最多的正是曾涛。在新闻发布会与记者招待会上，他气度恢弘，举止得体，神态自若。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立场各异，政治态度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所提问题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尖锐古怪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提问。面对这些，曾涛总是面带微笑，从容应答，其独特风格给记者们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在人大工作期间，曾涛充分发挥其外交专长。他每年率人大代表团出访一至两次，并多次参与接待来访的外国议会代表团。不论出访还是接待，他都善于利用各种场合与方式了解对方，宣传中国。十年间，他所提交的相关报告与建议，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九九三年，七十九岁高龄的曾涛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下，一九九五年获准离休。一九九七年，曾涛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其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扬威敌后，擘画申城，持节声名盈海外；业著新华，功留人大，长垂典范励来人。”穆青题写的这副挽联，精炼而深刻地概括了曾涛光辉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