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即农历七月十一日，白先勇降生于广西南宁。彼时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局动荡，因尚在襁褓之中，家人不久便将他送回了故乡桂林。在桂林度过的七年时光，是白先勇童年里一段安定而快乐的岁月。他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六岁那年，他进入省立桂林实验国民基础学校（今桂林市中山中学）就读。然而，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军进犯广西桂林，引发了大规模的百姓逃难潮，史称“湘桂大撤退”。母亲马佩璋带领着整个家族八十余口人，仓促踏上了前往重庆的逃亡之路。一家人挤上了撤离桂林的最后一班火车，沿途颠簸，行程艰难，直至十二月才抵达重庆。此后，日军对重庆持续进行猛烈空袭，为躲避战火，全家又辗转迁至重庆西郊的西温泉暂住。在西温泉小学求学期间，白先勇不幸罹患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并经历了长达四年多的隔离治疗。这段与世隔绝的养病岁月，使得他的童年显得格外孤独而漫长。少年时期的白先勇曾有一张骑在父亲大马上的照片，记录下战乱中难得的片刻时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年底，他随家人迁往南京。翌年春天，白先勇暂居于上海虹桥路的一栋德式洋房中专心养病。事实上，早在两年前他便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当时此病被视为难以治愈的绝症，因而无法正常入学。所幸凭借优越的家庭条件与难得的运气，白先勇最终得以逐渐康复。一九四七年，全家搬至毕勋路居住，他随后进入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继续学业。至一九四八年底，因国内战事日趋危急，全家不得不撤离上海，先返回南京，再乘船辗转前往汉口。在汉口短暂居住数月后，他们再次南下来到广州。白先勇在广州培正小学就读仅两个月后，于一九四九年九月，随家人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踏上了又一段漂泊的旅程。
抵达香港之后，白先勇进入了九龙塘小学，从四年级开始就读。他并未完整修读五年级的课程，而是直接跳级升入六年级，随后更以免试资格进入了由外国神甫创办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喇沙书院。这所书院在教学上以英文授课为主，整体氛围颇为西化，同时格外注重宗教精神的培育。1949年12月，白崇禧抵达台北定居，不久白先勇的母亲也前往台北，并在松江路安顿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年仅十二岁的白先勇则选择继续留在香港完成学业。直至1952年初，他才从香港转赴台北，与父母团聚，并顺利考取了当时台北最优秀的建国中学。在中学期间，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校园生活，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便是阅读小说，尤其喜爱巴金的《家》《春》《秋》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等作品。进入高中阶段后，白先勇逐渐对欧美翻译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真正系统性地接触西方文学，则是在他后来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之时。1956年，白先勇自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因内心怀抱着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的远大理想，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台湾成功大学的水利工程学系。然而在1957年，经过一年的水利专业学习，他发觉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此，于是通过转学考试进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转而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白先勇从台湾大学顺利毕业，并依规定入伍服役。同年12月，他的母亲马佩璋不幸离世。白先勇后来在自传文章《蓦然回首》中曾回忆道，母亲安葬后，他依照回教礼仪守坟四十天，至第四十一天便乘飞机前往美国。在赴美之前，父亲白崇禧曾亲赴台北松山机场送行，而这竟成了父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母亲去世四年后，白崇禧因心脏病在台北逝世。白先勇的少年时期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并不算多，在台北求学的那些年，实际上已是他与白崇禧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1963年1月，白先勇远赴美国，进入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潜心学习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这段深造经历对他日后小说创作技巧的锤炼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5年，他以八篇短篇小说作为毕业成果，成功获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硕士学位。
一九六五年九月，白先勇正式开始了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长达三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在此期间，他主要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相关课程，并以此为契机在当地定居，直至一九九四年从该校荣休。白先勇将人生中一段极为宝贵而富有创造力的年华奉献给了加州大学，与此同时，该校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安稳而有序的生活环境，使他在完成教学职责之外，能够潜心投入文学创作，获得持续的灵感与写作空间。二零一一年，白先勇获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并在文学院专门开设了“昆曲之美”课程，致力于向学生传授与推广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精髓。此后，于二零一七年八月，香港中文大学进一步委任白先勇为博文讲座教授，持续肯定其在人文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的深厚贡献与学术影响力。
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白先勇有幸结识了对他文学生涯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蒙老师——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夏济安曾与吴鲁芹、刘守宜等人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这份刊物在当时发掘并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白先勇也正是其中之一，得到了他的悉心提携。在与夏济安进行数次深入的文学交流之后，白先勇的创作热情被进一步激发，最终于1958年，在《文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文学创作的世界。然而，到了1959年，随着夏济安远赴美国发展，《文学杂志》的主编更换，刊物的整体质量与文学品味出现了明显下滑。这一变化令白先勇、陈若曦等一批年轻作者感到不满，他们由此萌生了自主创办一本文学杂志的念头。于是，在1961年，白先勇联合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立了《现代文学》杂志。该杂志致力于引介西方现代派作家及其经典作品，例如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等，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白先勇本人也在此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月梦》、《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等多篇具有实验性质的小说作品。回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省，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特殊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对当地文学界形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台湾作家对当时充斥文坛的刻板“战斗文学”深感厌倦，他们怀着强烈的革新愿望，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技巧，努力探索新的创作主题与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学》翻译并介绍了相当数量的现代派作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为众多文坛新锐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母亲离世后，白先勇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创作停滞期，在美国未能写出任何文字。直到1964年，他才终于完成了旅美后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历经艰辛，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和一份体面工作，但内心深处的迷茫与疏离感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在密歇根湖结束自己生命的故事。其中涉及的留学生是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台湾地区的抉择，成为了那个时代一个极为重要且普遍的文学主题。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白先勇曾返回台北一趟，与老友林怀民进行了多次长谈，内容大多围绕文学创作展开。有趣的是，在离开台北的日子里，白先勇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反而愈发清晰和深刻。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先勇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台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中。这部小说集虽然命名为《台北人》，但其中的每一个故事主角，实质上都是在台北这座城市中漂泊、彷徨的失落者。1971年，白先勇创作完成了《台北人》，在这部作品中，他显示出向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回归的倾向，并着力在小说中重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白先勇在美国的居所位于一个名为“隐谷”的地区，1973年搬入此地后，他在这里居住生活了二十多年，并完成了其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这部小说聚焦于一群被社会边缘化的台湾年轻人，他们的父辈是从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军人，而他们自身却有着同性恋的身份。作品中，放纵不羁的儿子与保守传统的父亲之间，在台北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种既相互鄙夷又彼此牵挂的复杂情感纽带。对于《孽子》，评论认为它“传达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同情”，并指出它“不仅仅是描写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小说，更是华文文学中同性恋书写的开创性作品，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1977年，他的长篇小说《孽子》开始在《现代文学》的复刊号上进行连载。《孽子》被视为白先勇从现代主义探索转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到了1984年，《孽子》首次以正式的长篇小说单行本形式出版。小说细致描绘了“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境遇，深入刻画了“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父子之间激烈的冲突与难以割舍的爱，以及人与人之间各种形式的关怀”，同时也深刻揭露了“整个社会施加于同性恋者身上的歧视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孽子》作为白先勇唯一也是最后的长篇巨著，其中所蕴含的悲悯情怀、厚重的历史感以及精湛的艺术技巧，都标志着白先勇小说艺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境界。完成这部小说之后，白先勇开始沉淀自身的文学与艺术修养，并将其热情转向昆曲艺术，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推广与传承工作。1987年，他编著出版了《白先勇自选集》和《骨灰》。这一阶段的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对小说历史纵深感的执着追求，更加关注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反映社会变迁与重压下人的生存状态，从而达到了其艺术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1999年11月，白先勇在中国台北的《当代》上发表了《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一文，旨在为其父亲白崇禧将军立传。2011年，他系统地开始整理父亲白崇禧的传记资料；同年6月，创作出版了《Tea for Two》。2016年7月，他的新作《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在台北发行，在这部作品中，白先勇以小说家的独特视角进行“细读”，深入解析了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文字风格、神话架构、叙事手法、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以及千里伏笔等各类艺术技巧。同样在2016年7月，他的另一部新作《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也在台北面世发行。
一九四五年，少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剧院观赏了一折昆曲演出，那场演出的曲目源自《牡丹亭》的某个片段，由梅兰芳与俞振飞两位大师联袂登台；尽管当时的他并未完全理解曲中深意，却仍被其艺术魅力所震撼，从此昆曲这颗种子便深深埋进了他的心底。十五年之后，白先勇创作完成了一部小说，其书名正是当年那出令他难忘的昆曲——《游园惊梦》。他后来坦言，正是昆曲赋予这部作品最初的灵感。一九八二年，他将自己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为舞台剧并于台北上演，获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响。次年，他在台湾省参与了《牡丹亭》中两折折子戏的制作工作。一九八七年，身处上海的白先勇因上海昆剧团演出的《长生殿》而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昆曲之梦；尽管此前台湾本地亦有若干曲社与剧团存在，但他亲身接触昆曲的机会实则有限。同一年，他在南京观看了张继青演绎的《牡丹亭》，这使他与昆曲再续前缘。二零零三年，白先勇萌生了改编《牡丹亭》的念头，随后又结识了来自苏州昆剧院的两位青年演员——俞玖林与沈丰英。经过精心筹备，一部洋溢着青春气息、兼具美感与创新精神的昆曲《牡丹亭》终于问世；也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学术论文《与余秋雨论 〈游园惊梦〉所涵盖的文化美学》，此文进一步深化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昆曲艺术观念。二零零四年，由他担任总制作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成功首演，引起巨大轰动。此后，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各地反复献演，并陆续赴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美国、英国、希腊等国家与地区进行巡回演出，累计场次超过二百场。这一时期，白先勇将自身的艺术追求明确聚焦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发掘与弘扬上，他凭借个人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厚的社会阅历以及广泛的人际网络，重新发掘并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尤其是昆曲——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与独特魅力，从而将其艺术生涯推向了新的高峰。二零零八年，他再度制作新版《玉簪记》，同样收获广泛赞誉。这两部重要作品不仅为“昆曲新美学”确立了典范，也在实践中培育了一批青年演员，更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观众走进昆曲的世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他与北京大学合作启动了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第一阶段为期五年，从“学术研究”、“新知普及”与“推广鉴评”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内容包括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共选修课程、举办昆曲文化周、展演优秀昆曲剧目、推动数字昆曲工程、组建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以及设立昆曲传承扶持基金等多项实质举措。
二零一九年四月，白先勇先生亲自编选并推出了一部小说与散文的精选合集《我的寻根记》，这部作品堪称其创作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文集，它不仅清晰地勾勒出白先勇个人独特的文学风格与艺术脉络，还深刻映射出其丰富而曲折的生命历程。书中特别汇集了近年来他在各类场合发表的演讲实录、深度访谈以及专题文论，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白先勇近阶段活跃而深入的文学实践与思考。进入二零二零年，白先勇再度执笔，创作并出版了全新作品《美的复兴》，该书主要收录了他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最新论述与心得。在书中，他不仅娓娓道来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深入探讨昆曲艺术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还细致梳理了《红楼梦》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同时就文化经典的保存方式、传播途径以及如何有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等重要议题，提出了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同年，白先勇还完成了另一部新作《美的复兴》的创作。
白先勇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堪称“名门之后”。其家族历史源远流长，始祖伯笃鲁丁在元代便已考取进士，并以诗人身份闻名。到了第十五代先祖白榕华，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甲午科乡试中举，被朝廷赐予进士及第的荣誉。此外，其祖上如白佩、白玉等多位先辈，亦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世代书香绵延。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军事将领，而他的母亲马佩璋则出身于文化世家，其父马健卿（又名马维麒）曾任兴安县令，同样是清末科举出身。马佩璋本人曾接受新式教育，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因此，无论从父系还是母系的传承来看，白先勇的家族都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与文化世家。这种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浓郁的人文环境，对于白先勇日后人文素养的培育、艺术眼光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且极为深刻的影响。白先勇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其家族人丁兴旺，共有十人：大哥白先道，二哥白先德，三哥白先诚，四哥白先忠，六弟白先刚，七弟白先敬，大姐白先智，二姐白先慧，三姐白先明。白先勇的童年时期曾面临健康挑战，七岁时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因而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入学读书，大量的时光在孤独的静养中度过。在抗日战争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曾随家人辗转于重庆、上海和南京等地，亲历了时代的变迁。1948年，全家迁居香港，随后于1952年移居台湾省。在一张珍贵的白家合影中，可以看见父亲白崇禧位于前排右一，而年幼的白先勇则坐在前排左一的位置，定格了那个历史瞬间的家庭记忆。
白先勇曾在香港的公开活动中坦诚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然而在中国台湾的公开场合，他却极少主动提及个人的性倾向议题。白先勇曾表示，他内心确信父亲对其同性恋倾向有所察觉，但两人之间从未就此展开过正式的对话或深入的交流。若要深入理解白先勇的情感世界，更能真切体现其内心感受的，是那篇被誉为“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的动人散文——《树犹如此》。这篇作品以其深沉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读者，是白先勇为纪念其同性恋人、同时也是生死挚友的王国祥而倾心写就。白先勇在文中阐释，他与王国祥之间的感情复杂而深厚，“涵盖了朋友、爱人、自幼相识的默契伙伴等多重关系与内涵。”两人之间的珍贵情谊，亦通过历史影像得以留存——白先勇与王国祥曾于1957年在台北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成为这段深厚情感的无声见证。
二零零三年，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携手合作，共同策划并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青春版《牡丹亭》。次年，即二零零四年，这部精心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于台北进行了首次公开演出，获得了广泛关注。在此之后，该剧目展开了广泛的国际巡演，先后造访了美国、英国、希腊等多个国家，并且多次走进全球范围内以及中国国内众多高等学府进行演出，在青年学子中播撒昆曲艺术的种子。时至今日，青春版《牡丹亭》即将迎来其第二十个演出年头，累计演出场次已超过四百场，成为一部常演不衰的经典之作。二零零八年，白先勇先生再度投入创作，制作了新版《玉簪记》，此版同样获得了艺术界与观众的高度评价。紧接着在二零零九年，《玉簪记》隆重亮相于第七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的闭幕式舞台，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二零一四年，《玉簪记》又登上了上海著名的天蟾逸夫舞台，延续了其艺术生命力。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由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再度联手打造的新版昆剧《白罗衫》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成功上演；这部作品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气质，是白先勇先生运用其倡导的昆曲新美学理念来吸引当代观众、推动古老艺术现代转型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实际上，自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合作伊始，白先勇先生与苏州昆剧院便建立了长期而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后多年里陆续合作出品了多部优秀昆曲剧目，其中包括除《牡丹亭》、《玉簪记》、《白罗衫》之外，还有《义侠记》、《西厢记》、《长生殿》等一系列精彩曲目，共同为昆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白先勇在其作品《台北人》中所描绘的十四位主人公，尽管出身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却都展现出一种深刻的共性：他们无不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深切追忆之中，无时无刻不怀念着遥远的精神家园。这种身份认同感的普遍缺失，导致他们难以直面当下现实生活的挑战与变迁。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台北人”这一称谓的意涵超越了字面，它并非单纯指代那些居住在台北的居民，而是可以延伸至每一位在文化夹缝中挣扎、饱受身份认同焦虑困扰的“跨文化旅行者”。作为离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台北人》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二十一世纪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文本中深刻揭示的“跨文化旅行者”寻求自我定位的社会心态，为身处全球化浪潮中、同样面临身份迷失困境的广大离散群体，提供了极具参照意义的心理图谱与精神慰藉。从文化离散的理论视角进行审视，文化的多样性与内在异质性往往能够激发读者强烈的探究兴趣与持久的审美吸引力。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白先勇的作品内包含了大量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短语及习语承载着鲜明而独特的民族色彩与文化个性，它们是在特定民族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内，“中国性”是一个核心且关键的理论概念，它既指向华文文学作家自身复杂而动态的文化身份，也为深入分析与提炼其作品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根本的依托。白先勇对于“中国性”的认知与建构，主要来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是个体因迁徙流离经历所引发的外部空间剧变，这种变动促使认知主体对自身身份认同进行重新审视与调整，其“离散”的生存状态反而强化了对于国族共同体凝聚力的自觉追寻，并最终在心理层面建立起对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深刻依附；其次，是受到台湾省内外关于文化传统论争与融合趋势的影响，认知主体对于文化传统作为国族生存与发展之根本的体认愈发强烈，并将这种体认系统地融入自身的文化理念与具体的实践行动之中。总而言之，对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持续寻求与主动建构，共同构成了白先勇“中国性”认知的核心源泉。相较于其散文中直抒胸臆的炽热情感与批评文章中锋芒毕露的深刻思想，白先勇关于“中国性”的表达在其小说创作中达到了最具典型性、形式最为多样、也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境界。他在创作中精心提炼那些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独特经验，并持续探索与之相匹配的、富有创新性的艺术表达方式。怀抱着引领文学发展走向的使命感，白先勇在创作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而他对人性幽微与历史沧桑的深刻洞察与呈现，则构成了其“中国性”表达中最核心的主题意蕴。有别于在小说叙事中相对静态呈现的“中国性”，白先勇通过艺术实践所展现的“中国性”则处于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展演与呈现过程之中。它既以艺术行为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社会整体的文化建构之中，同时其本身也成为艺术创作的表现主体，因而必然承载着艺术、社会、文化、大众接受等多重维度的丰富内涵。对白先勇个人而言，积极的艺术实践不仅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了其对于“中国性”的理解，也使其整体的艺术生命变得更加丰盈而充满活力。白先勇艺术实践中的“中国性”表达，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其一，是以古典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融合为基本出发点，在悉心把握传统戏曲艺术精髓“不变”与表现手法“变”的辩证关系中，全力弘扬传统艺术在当代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其二，是充分重视并利用大陆艺术创作场域所提供的特殊资源与语境，着力于对“本土化结构”进行深入发掘与创造性转化，进而倡导一种更具时代气息与包容性的“新的中国性”；其三，是致力于展现“中国性”表达的一种高级形态，即通过艺术理念与表现形式的不断创新，有力推动戏曲艺术中中国特有气韵与精神的当代发现，最终实现对中国传统艺术最高美学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当代升华。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在形式上主要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首先，占据最大比例的是他为诸多作家与作品撰写的序言，以及他在阅读之后记录下的个人感悟与心得体会；其次，是在各类讲座、访谈等场合中，他就小说创作艺术与他人展开的对话与交流；最后，则包括一部分具备较高学术深度与理论探讨的专业论文。这些批评文字充分展现了白先勇开阔的文学视野，他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有着独到的品评，也对外国作家的创作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了诸多深刻见解。就其所评析的对象而言，所涵盖的文体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散文，均在其讨论之列。白先勇的批评实践往往立足于对文本细致入微的阅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充满感性与个人色彩的审美领悟，带有鲜明的鉴赏性质，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个人特色的批评体式。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于他为他人作品所撰写的序言及读书随笔等文章之中。总体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擅长捕捉作品的整体风格与核心特色，其分析重点常常偏向于艺术技巧与表现手法的探讨，并且带有浓厚的“创作室批评”色彩——即从创作者自身经验出发进行评析，因而具有较强的主观倾向，在理论建构与体系性方面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然而，他所秉持的那种注重直观感悟、紧扣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批评思维方式，恰恰为文坛树立了一种清新而健康的批评风尚。而其“创作室批评”的鲜明特点，也为我们深入探寻白先勇内在的文学理念与美学趣味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线索。可以说，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他丰富而完整的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零一一年，白先勇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开设了名为“昆曲之美”的专门课程，其间主持了多场主题讲座，例如“昆曲与抒情诗的意境：从平面到立体”以及“昆曲新美学：传统与现代”等；与此同时，他亦在中国台湾大学面向学生讲授“红楼梦导读”课程。早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白先勇便与北京大学共同发起了一项旨在保护与推广昆曲艺术的传承计划。该计划在第一阶段预计持续五年，主要围绕“学研”“新知”“推鉴”三大方向展开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设立面向全校的昆曲公共选修课，定期举办昆曲文化周活动，组织优秀昆曲剧目展演，积极推进数字昆曲工程的实施，发起汇聚各界人士的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并设立专项的昆曲传承扶持基金等内容。在白先勇多年来的指导与培养下，一批学生已在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学者，例如美国汉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艾朗诺（Ronald Egan）等人。
进入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昆曲被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古老艺术形式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恰在此时，白先勇先生带来了一股清新而有力的昆曲“东风”。他以苏州昆剧院为主要创作团队，率先精心创排了青春版《牡丹亭》，随后又陆续推出了《玉簪记》、《白罗衫》等一系列昆曲经典剧目。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深入校园巡演，更登上了国际舞台，从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白先勇昆曲旋风”。青春版《牡丹亭》等剧目在创作中，尤其注重把握昆曲的古典艺术精髓，并审慎处理传统继承与现代呈现之间的关系。创作团队一方面力求完整地传承昆曲的艺术精华，另一方面也深入探索了经典剧目改编如何契合当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审美心理与接受习惯。白先勇版《牡丹》的诞生与成功，对于戏曲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乃至对于昆曲独特美学的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以说，青春版《牡丹亭》正是白先勇昆曲复兴美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为当代昆曲的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实践表明，找准符合昆曲本质的美学方向，巧妙运用现代舞台技术，突出演员的表演风采，充分彰显昆曲的艺术魅力，从而构建一个既深植传统又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昆曲艺术体系，乃是当代昆曲复兴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既是白先勇先生身体力行的做法与宝贵经验，是青春版《牡丹亭》得以成功的“总体战略”，也构成了当代昆曲复兴所应遵循的美学原则。这些经验不仅可供致力于昆曲振兴的同仁参考，也为整个当代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此外，推动昆曲走进校园一直是白先勇努力践行的重要举措。他认为昆曲的传承离不开青年观众群体的培养，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便是组织优秀昆曲剧目进入高校演出，从而培育更多潜在的戏迷与观众。白先勇推行了一套完整的传习计划，首先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成功培养了大量来自各高校的昆曲爱好者。必须认识到，白先勇所倡导的昆曲复兴并非一时兴起的短期行为，昆曲的全面振兴也非一两年所能完成，它是一项需要周密规划、系统推进、长期坚持的宏大文化工程，唯有如此，昆曲艺术才能真正实现复兴与繁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白先勇先生可谓功不可没。
白先勇在文学创作中积极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的丰富技巧，并将其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之中，着力刻画那些身处新旧时代更迭之际的人物命运与日常生活，其作品往往浸润着深厚的历史兴衰之感与人生沧桑之叹。作为一位具有现代派特质的作家，他始终将关注点聚焦于“人与人性”的描绘，深入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多重面向。在艺术手法上，他广泛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观念以及意识流等创作理念，并熟练运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多种现代技巧来丰富文本的表现力。总体来看，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色：中西艺术的交融汇通、浓郁的悲剧氛围以及贯穿始终的感伤主义情调。具体而言：其一，白先勇独特的个人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使他在承袭中国传统文学技法的基础上，能够将古典精髓与现代意识有机融合；其二，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与人物命运的铺陈中，往往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展现命运的无常与个体的挣扎；其三，在历史变迁的宏大背景下，作品透露出对命运的深刻感悟与思索，同时从异域生存与文化放逐的视角出发，赋予文本以浓厚的感伤主义气息。在题材选择上，白先勇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撷取细微琐事，借此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揭示其中蕴含的重大主题。在人物刻画方面，他的笔触细腻入微，塑造了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的众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擅长通过对人物所处环境、外貌服饰、言行举止的精细描写，仅以寥寥数笔便使人物跃然纸上。白先勇的小说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同时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融会贯通。他在注重对外部现实进行生动描绘的同时，也格外着力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通过内心独白等手法将角色的心理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其小说恰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表现手法，除了意识流之外，象征、意象、暗示以及精神分析等现代技巧也在其作品中得到灵活运用。白先勇的小说往往通过个人生命的悲剧历程，向读者折射出更为广阔的历史悲剧，即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个体无法主宰自身命运、只能随波逐流的内心困境与挣扎。在其作品中，多处描绘了中国台湾同胞及海外华人所普遍怀有的“乡愁”——那种对祖国、故土与亲人深切怀念的哀伤情感。白先勇本人常被视作“无根的一代”的代表，对中国台湾而言那里并非故土，对美国而言那里亦非天堂，因而他们时常怀念童年时代的祖国、亲人与故土。这种从内心深处蔓延开来的无尽寂寞与孤独的“乡愁”，在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始终难以得到疏解，于是作品之中便自然渗透着感伤的情绪。然而，这种情感也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与深沉民族感情，成为白先勇文学创作中一种尤为可贵的特色。
女性角色占据作品的中心位置，这是白先勇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十分显著的艺术特色。这些性格各异、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其命运与选择本身便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生动体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以及女性相对边缘的社会地位影响下，女性的生存境遇往往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因此，以女性视角为核心展开叙事，实质上是从女性的生命经验出发，对社会进行一种艺术化的剖析与呈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白先勇的一部分早期作品并非都以女性为中心，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出现女性形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这些小说中，常常存在着一些替代女性角色的、具有变态倾向的男性人物，他们原本的性别特征在叙事中仿佛被悬置了。与那些刻画饱满的女性艺术形象相比，这些同性恋者所扮演的“女性”角色往往显得更为单纯，甚至笼罩着一层虚幻与传奇的色彩。另一方面，以青春成长及其消逝作为贯穿小说的核心线索，是白先勇早期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性欲与性冲动是他经常触及的命题，但从艺术描写的最终效果来看，这些作品并未沦为低俗的色情小说。白先勇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透过对性欲现象的细致描写，最终指向的是对青春本质、生命活力以及时代压抑的深层反思。
在白先勇先生的小说语言艺术中，既鲜明地体现出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包括诗词、小说与戏曲——中所承继的典雅与含蓄韵味，又融汇了中西现代文化相互冲击与陶冶所带来的语言弹性与多元特质。他的小说语言堪称汉文学语言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生动例证，展现了其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从古典范式成功蜕变为现代形态的完整轨迹。在句式选择上，白先勇尤为偏爱运用长句，无论是铺陈叙事、刻画景物还是描绘人物，长句的采用都颇为频繁。他所使用的长句完全立足于现代汉文学语言的体系，不仅娴熟地运用新式标点符号来调节语气与节奏，善于吸收现代生活词汇以及反映当代人日常的鲜活用语，同时还精心保留了纯正汉文学语言在造句方面的传统习惯。然而，白先勇小说的造句艺术并非毫无章法地“变化无方”，他在小说语句的调度中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两两对立、相反相成、偶句与散句交错出现的流动状态。这种安排不仅体现在大量长句与短句的穿插配合上，即便在长句内部，也往往结构错落有致，形成语意上的交迭与回旋。除了长短句式的鲜明对比，其作品中还存在长句与长句之间通过不同结构或节奏形成的交错效果。白先勇小说的造句特色，除了善于运用对比之外，还常常通过回旋与反复的手法来强化情感或主题。正因为语句的流贯与交叠，其小说语言充满了可吟诵、可咏叹的声气与节奏；同时，他的造句艺术还能依据具体语境的需要，提炼出与之相应的内在韵律节奏。在借助现代中文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境遇与情感世界这一方面，白先勇逐步塑造出了独具个性的文字风格。这一风格不仅成功保留了汉语自身特有的美学特质，而且始终未被那种盲目而恶性的西化浪潮所裹挟，从而在当代文学语言中树立了一种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感的典范。
白先勇在其小说创作中频繁地引入各类歌曲名称及歌词片段，巧妙化用音乐典故，借助音乐元素来抒发情感、营造氛围，并以此象征与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轨迹。音乐在其作品中并非简单的背景点缀，而是深度参与了小说意义与形式的整体建构，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含蓄隽永、意蕴深长的朦胧美感，从而成为小说艺术表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白先勇小说所涉及的音乐类型十分广泛，跨越古今中外，这种丰富的音乐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作者本人跨越地域与文化的流动经历与生命变迁。从他早年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到后来迁居中国台湾，再到最终于美国定居并从事教职，时代与地域的转换痕迹往往借助流行音乐这一媒介得以生动呈现。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始终萦绕着动人的乐声，来自不同时空背景的音乐元素在其笔下交织融合，宛如汇成一支多元而和谐的“交响乐”。这些音乐既承担着象征性的表达功能，亦具备写实性的叙事作用，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深入参与到小说意义结构的营造与形式美感的构建之中。音乐往往隐含于文字的行间句里，与小说文本形成一种隐秘而持续的“潜对话”，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叙述层面的深度与层次，也使作品的整体形式更富韵律与回味。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深受古典写作理论中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影响，他在创作实践中灵活运用这一手法，不仅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奠定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在其作品中，通常意义上的情景交融手法得到了广泛而娴熟的运用。而其中更具个人创作特色的，则是“以乐景写哀”这一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的巧妙融入。在乐景写哀的反衬手法中，表面上看，欢乐的场景是描写的实体，而哀伤的情感则是由此生发的艺术效果之虚。然而，从白先勇深层的艺术创作意图来剖析，乐景本身亦可被视为一种“虚”，它是艺术家为了表达而借助的外在形象；反之，哀情才是他意图传达的“实”，即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悲剧核心主题。因此，乐景写哀这一手法，既可以理解为将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景（化虚为实），也可以视作将具体乐景转化为抽象哀情（化实为虚），从而突破了直接、正面的“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的常规模式，转而营造出一种曲折反衬、景乐情哀的复杂审美意境。 烘云托月则是另一种以虚衬实的艺术辩证法，常被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当此法运用于人物刻画时，主要指通过设定人物之间的主宾关系，虚写、侧写次要人物，在彼此的映衬与对比中，使主要人物的形象得以凸显，达到以宾形主、以虚衬实的艺术目的。若主宾人物属于同类或相关性质，便形成正衬，使人物形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若二者是对立或相反的形象，则构成反衬与对比，在相反中达成相成的艺术统一。那些被虚设、侧写的人物并非作者最终要着力塑造的核心形象，这看似存在矛盾，但从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来看，恰恰体现了虚实相生、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叙事结构上，白先勇很少描绘完整、连贯的长篇故事，他更倾向于截取生活的若干横断面，撷取几个看似零散的故事片段，而后在作品的主体部分嵌入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单元，由此构成整散交错、疏密相间的情节格局，借此来深入塑造人物并揭示主题。这些故事片段之间往往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情节递进与顺承关系，因而在形式上呈现出零碎、分散、断裂的特点。白先勇之所以选择“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辩证法则，作为处理题材与主题的根本态度和创作方法，其根源在于他独特的文学观念。他认为，作家并非政治家或改革家，文学也不应沦为政治的工具或哲学社会学的附庸，其本质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白先勇曾明确表示，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表现永恒的人性，这一点相较于短暂的时代意义或具体的社会政治功能而言更为根本和重要，因为文学最核心的使命，终究是对人本身深刻而持久的观照与呈现。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在文学脉络上展现出深厚的传承与创新意识，他不仅延续了古典文学传统中那种含蓄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同时也熟练借鉴并融合了现代小说的多种叙事技法，从而在传统诗意与现代美学的交织互动中，逐渐构筑起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美学风格。其文学创作始终受到两方面源泉的滋养：一方面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所蕴含的深厚情感与审美意境，另一方面则来自现代文艺思潮对形式与内容的革新要求。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往往潜隐着一种古典式的悲情与苍凉，同时又能细腻地流露出作者对时代变迁、人世浮沉的敏锐感知与忧思。这种情感上的细腻与形式上的探索相结合，促使白先勇在叙事手法上不断进行突破与实验，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具先锋性又富有美学深度的艺术风格，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白先勇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并非简单模仿，而是深刻体现在其小说的意象营造与意境建构之中。他善于借助具体而鲜活的物象，承载创作主体丰富而微妙的主观情思，从而达到“以有形写无形”、言虽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这些浸润着传统美学精神的意象，往往萦绕着缠绵悱恻、愁思绵长的情感氛围，正是这种含蓄蕴藉、重视意境营造的特点，将白先勇的小说与那些侧重直白叙述、意图显豁的现代白话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进而彰显出其作品鲜明的个性与辨识度。白先勇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中“含蓄”“蕴藉”等美学观念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擅长通过具体的场景与物象来营构一种朦胧而深远的意境，并借此完成对古典悲剧精神内核的现代性转化与诠释。此外，他对色彩所具有的感官与象征功能尤为敏感，擅长运用颜色意象来传递丰富的文化密码与情感暗示，从而使古典意象在现代语言的表达中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在吸收西方现代文学资源方面，白先勇同样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与融通能力。他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手法，通过捕捉和呈现人物内心意识的自然流动来串联和推动情节发展，并借助时空的跳跃、转换与叠加，将过往的记忆、当下的体验以及虚幻的想象压缩、交织在有限的叙事篇幅之内，使得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心理的界限变得模糊，共同构建出一个层次丰富、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与此同时，白先勇也吸收了现代小说中关于空间叙事的重要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小说依赖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展开的线性叙事模式，转而以空间的转换、并置与流动作为组织小说结构的重要线索，从而拓展了叙事的表现维度。这些现代叙事技法的巧妙融入，极大地丰富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面貌，使其作品不仅深入开掘了人物的意识深层与心理世界，也展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新质素与美学特征。 白先勇的小说在叙事视角的运用上也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他往往根据具体作品的内容需求与情感基调，审慎地选择和切换不同的叙事视角，例如采用全知视角、限知视角或多种视角交替并用的方式。这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与精心调配，使得他的小说既具有叙述上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又在整体上达到了一种圆融和谐的艺术效果。尽管不同的叙事视角会带来各异的阅读感受与表现力，但它们都紧密服务于小说的核心内容与主题表达，最终实现了叙事形式与叙述内容之间的高度统一，共同臻于一种和谐而完满的艺术境界。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蕴含着相当深厚的宗教情结，其字里行间始终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世事的宗教情怀。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佛教的意味、道教的色彩以及基督教的情怀被巧妙地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多元宗教色彩的彼此渗透与交织中，作者尝试从宗教的视角出发，去观照与探寻生命的本质与真相。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白先勇都常常带着这样一种宗教情绪来进行他的文学选择与艺术创作。在诸多宗教思想中，佛教对白先勇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作品里反复浮现的“人生如梦，一切皆空”以及“人生即痛苦与不幸”等观念，实质上根植于佛教的“色空”观、“四谛”说、“十二缘起”、“八正道”等核心思想，同时也融汇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传统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这些宗教意蕴并非脱离现实的玄思，而是始终饱含着对人生的深切关怀，并洋溢着一种圆融而深邃的东方式智慧。因此，对于白先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与感伤情绪，我们应当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从而看到其中所蕴含的积极面向与精神价值。道教作为一种融汇了儒家（孔孟思想体系）与道家（老庄思想体系）两家学说而形成的宗教，也在白先勇的笔下有所体现。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无常与虚空之感几乎无处不在：从荒芜的庭园与寂寥的坟冢，到暮年苍苍的老人；从今不如昔的深沉时代感慨，到顾影自怜的怅惘情绪，无不透露出这种哲思。通观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他的小说世界生动地记录了主人公们逃离、栖居与浪迹的漂泊历程。作为一个身份意义上的“台北人”，他的文化根源深植于大陆；而作为一个旅居的“纽约客”，他的情感归属始终指向中国。然而，两岸三地因政治气候所造成的现实隔阂与文化冲突，又使得他及其笔下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无根的一代”。于是，从地理空间上看，其作品涵盖了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这三点；从时间维度上理解，大陆往往代表着过去，中国台湾地区象征着现在，而美国则隐喻着将来；就历史变迁的轨迹而言，“过去”常被描绘得辉煌灿烂，“现代”则显得没落沉沦，而“将来”要么是走向死亡的地狱，要么沦为虚幻的空想。由此可见，白先勇的整体创作历程，仿佛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历史变迁的沧桑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常感与虚幻性。对白先勇创作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两位外国作家是福克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先勇吸纳了他们作品中深厚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与博爱精神，始终同情一切弱小与不幸的人们，包括那些被时代洪流所抛弃以及所有遭遇失败命运的个体。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基督教情怀时常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底色，体现为对所有人——甚至包括犯有严重罪孽的人——实行宽恕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与博爱思想。他刻画了许多在政治上已失去往日显赫地位的上层社会人物，“失势”成为这群人最为突出的精神特征与现实处境。那个曾经赋予他们荣耀与幸福的年代早已如明日黄花般逝去，留下的唯有断壁残垣与夕阳西下般凄恻的人生晚景。白先勇是一位历史感非常强烈的作家，但他的历史感并非停留在表层的历史事件描述，而是力图拨开由政治、个人偏见等种种非人因素所构成的重重迷雾，去深入探寻人的生命本相与存在真相。
白先勇在其长期的昆曲创作与探索中，系统性地提出了“昆曲新美学”这一重要概念。该理念的根本宗旨在于“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其核心思想被概括为“古典为体，现代为用”。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不仅拂去了覆盖在传统文本之上的历史尘埃，重新挖掘出古老故事中蕴含的现代精神与普遍人性，而且依照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与剧场经验，对传统昆曲的舞台呈现方式进行了精心的改造与重塑，从而真正搭建起连接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之间的桥梁。 这一“昆曲新美学”始终以昆曲本身的美学特质为根基，其创新主要聚焦于两个维度：其一是促进传统艺术精髓与现代剧场技术的融合，其二是推动昆曲内部不同传统元素之间的融合与升华。它的主要着力点放在昆曲传统中那些具有可塑性与可变性的部分——尤其是舞台美术传统与表演程式传统。通过引入创新的设计理念与表现手法，使整体舞台视觉与听觉效果更能契合现代审美趣味。而对于昆曲传统中相对稳定、被视为核心精髓的不变部分——例如经典文本的文学性、严谨的声腔格律以及根本的美学原则——则予以充分的尊重与保留，未做本质性的改动。 从美学理论的层面来审视，白先勇所倡导的“昆曲新美学”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一种侧重于剧场呈现的舞台美学。这种舞台美学虽然根植于昆曲，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涵盖文学、音乐、表演等全部范畴的“昆曲美学”整体。它更是从一系列成功的创作实践中提炼、总结出来的一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作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创作出既葆有古典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期待的戏曲作品。因此，这一观念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昆曲领域，其思路与原则对于其他戏曲剧种的当代化创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当前，在当代昆曲的创作思潮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已成为主流共识。然而在实践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会被简化为一种机械的比例分配或元素叠加。白先勇“昆曲新美学”中“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理论表述，则对这对核心关系作出了更为全面、辩证且深入的理解。它强调以传统精神为内在主体，以现代手法为外在运用，从而在保持艺术本体的前提下实现创造性转化。这一清晰而深刻的理论阐述，不仅为当代昆曲创作的现代化路径指明了方向，也为如何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拥抱时代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框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白先勇文化基金”设立仪式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正式举办。该基金的设立，旨在通过奖学金的形式，激励南京大学在校研究生积极投身于与白先勇先生相关的文学、历史、戏剧、影视等领域的创作研究与文化实践。在基金运作的数年时间里，已成功资助南京大学开展了多场系列学术研讨会、专题征文等丰富活动，不仅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随后，在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化基金捐赠签约仪式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隆重举行。此次捐赠所支持的项目内容更为多元与深入，主要包括设立“南京大学白先勇文史奖学金”与“南京大学白先勇学术奖”，同时设立以民国史和台湾文学为主题的横向科研课题，并资助该领域优秀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此外，基金还将用于开展“青年学术营”、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两岸青年学者交流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同年七月，白先勇先生（左五）与各方代表共同出席了捐赠协议的签署仪式。
二零一九年，位于桂林的白先勇文学馆正式完成布展工作，并向公众免费开放。事实上，筹建该文学馆的构想早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便已萌生，当时白先勇先生重返故乡桂林，期间提出了设立文学馆的初步计划。白先勇文学馆坐落于桂林市榕湖北路十六号的榕湖饭店院内，其所在的主楼为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二层建筑，总建筑面积达八百七十二平方米，目前已被列为桂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整体陈设还原了民国时期的风貌，从复古样式的地砖、淡雅柔和的黄色墙面，到简约而古典的灯饰以及厚重沉稳的朱漆门窗，处处透露出浓郁的时代气息。此外，文学馆还珍藏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古董家具、古典钢琴、老式留声机、座钟等历史物件，进一步丰富了馆藏的历史质感。 在展览布局上，文学馆充分利用了大厅、走廊、各个房间以及楼梯间的墙面空间，通过系统化的展陈设计，生动勾勒出白先勇先生丰富的人生轨迹与文学创作历程。展览以大量珍贵的老照片、实物资料、各类书籍版本以及摘录的作家名言等多种形式，全面呈现了白先勇在文学创作、昆曲推广、电影改编及《红楼梦》研究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整座文学馆不仅内部陈设精致、内容详实，其外部建筑同样与周边榕湖景致和谐相融，形成一处兼具文化内涵与历史韵味的公共空间。
白先勇先生曾在回忆中提及，他与已故的著名作家三毛女士之间存在着一段珍贵的文学渊源。据他所述，当年正是他率先洞察并认可了三毛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展现出的卓越才华与独特天赋。大约在1961年前后，白先勇的一位友人前来拜访他，并向他提及一位名叫陈平的学生。这位年轻人当时患有自闭倾向，不愿继续学业，转而跟随友人学习绘画，然而她在绘画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反而写出的文章颇具灵气。友人因此询问白先勇是否愿意对这位学生的文字给予一些指点与提携。随后，白先勇认真阅读了三毛的几篇作品，发现其中叙述的故事十分生动鲜活，运用的文字也优美流畅，字里行间隐约流淌着一种超越常人的文学感受力与创作潜能。白先勇对这几篇作品颇为欣赏，在稍作润色与调整之后，便将其刊登于《现代文学》之上。其中这篇名为《惑》的小说，就此成为了三毛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标志着她文学生涯的起点。白先勇对此始终怀有一份欣慰与自豪，他深信自己或许可以算是三毛在文学探索道路上最初的那位引导者与启蒙老师。
在根据白先勇先生著名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所改编的同名电影作品里，影片结尾处那首动人的片尾曲《最后一夜》最初曾计划邀请当时被誉为“甜姐儿”的巨星邓丽君来演唱。然而，当时尚未成名的蔡琴虽然知名度不高，却以其独特低沉而充满沧桑感的嗓音脱颖而出，这种声线特质恰好与片尾曲所需表达的怀旧氛围、失恋心境以及伤感情绪高度契合。与此同时，蔡琴个人正经历与第一任未婚夫分手的感情低谷，处于深切悲伤之中的她能够将真实而浓郁的情感注入演唱。基于对作品艺术效果的考量，白先勇先生坚持主张并最终决定由蔡琴来演绎这首歌曲。这一选择不仅使《最后一夜》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让蔡琴凭借此次演唱机会一举成名，开启了其辉煌的音乐事业道路。
白先勇曾坦言，早年在台湾接受教育时所接触的中国近代史叙述中，白崇禧等人物常被简单定性为“混蛋军阀”，这使他内心始终怀有一个愿望，即希望能通过努力洗刷父亲那一代人所承受的历史委屈与误解。由于自觉缺乏系统的史学专业训练，白先勇长期期待能有其他学者为其父亲撰写一部客观公正的传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见到的与白崇禧相关的出版物，其内容与他记忆中父亲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甚至可谓面目全非，这促使他下定决心亲自执笔，为父亲撰写一部著作，以期还原父亲生平的真实作为与其所经历的历史事实。经过多年的资料准备与潜心写作，白先勇于2012年编著出版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随后在2014年，他又推出了《止痛疗伤：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该书通过广泛寻访相关人物、系统搜集历史资料，并综合运用各类档案文献、往来电报、公私函件，以及事件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致力于客观还原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经纬，特别是重建了白崇禧当年奉命赴台进行宣慰与善后工作的详细过程与前因后果。至2019年1月，白先勇再度出版《仰不愧天》，这部著作整体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题为“父亲的足迹”，集中收录了白先勇多年来研究、追忆父亲白崇禧生平事迹所撰写的系列文章，生动再现了白崇禧跌宕起伏的戎马生涯，文中不仅包含作为儿子对父亲内心世界的深入剖析与情感理解，也融合了作为历史亲历者或近距离观察者对诸多关键历史细节的珍贵描述与补充。
自2013年10月开始，上海电影集团作为该活动的主办单位，联合艺响公司与君正公司两家承办单位，陆续通过多家报纸及网络平台展开宣传，公开表示将把白先勇的电影作品《最后的贵族》改编为同名话剧并组织演出。针对这一情况，白先勇随即委托律师向上海电影集团等相关方发出正式函件，明确要求其立即停止涉嫌侵权的行为。然而，相关单位并未就此停止，改编后的话剧依然按计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续上演了六天。在此之后，白先勇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影集团、艺响公司及君正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同时在报刊及网站上刊登声明，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不良影响；此外，还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合理开支5万余元，各项费用合计554934元。该案经过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对白先勇诉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艺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即海上话剧工场）、上海君正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所涉及的著作权权属与侵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要求艺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上海君正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向白先勇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5万元。尽管白先勇在诉讼中主张上海电影集团也实际参与了相关改编与演出活动，但由于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法院最终未支持其要求上影集团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二零一二年，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白先勇荣获中国音乐学院颁发的“太极传统音乐奖”，这一事件却意外引发了一场法律纠纷。该剧的音乐总监周友良因奖项归属问题，与颁奖方中国音乐学院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直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明确认定周友良依法享有青春版《牡丹亭》音乐部分的著作权，其音乐总监身份亦具合法性。法院同时指出，被告中国音乐学院在评奖过程中，虽未积极提及青春版《牡丹亭》音乐部分的具体作者姓名，但该行为尚不构成对原告周友良署名权的直接侵害。对于此次获奖，白先勇本人亦表示相当意外，他并未主动申报该奖项，而是由他人代为推荐，颁奖典礼现场也由他人代为领取奖杯与证书。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音乐总监，周友良在剧目创排的紧张周期内，独立承担了全部音乐相关的繁重工作，其工作范围涵盖了前期的整体音乐设计、部分旋律的原创谱写、传统唱腔的整理与改编、乐队配器以及演出时的现场指挥等多项核心任务。然而，在创作过程中，周友良在音乐编排与艺术理念上，与以制作人白先勇为首的团队屡次产生分歧。种种是非与矛盾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其在上海大剧院的一次重要演出中，愤然放下指挥棒，拂袖罢演，并于事后正式提起诉讼，将争议诉诸法律。二零一四年十二月，适逢苏州昆剧院新址落成并举行庆贺展演，由白先勇担任制作人的青春版《牡丹亭》受邀参演。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此次活动中，音乐总监周友良的著作《青春版〈牡丹亭〉全谱》与太极传统音乐奖文库系列中的著作《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分别于活动首日与次日举行新书首发仪式。两本书籍仅隔一日相继发布，而双方主创人员却均未出席对方的活动现场，原本应紧密合作的艺术伙伴——音乐总监、制作人以及相关的公益音乐团体——已然演变为彼此疏离、甚至互不认同的三方对立局面。
白先勇先生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极为卓越，他始终怀揣着对文学艺术的深切敬畏与虔诚之心。他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出时代变迁的宏大图景，并为我们娓娓道来那些隐匿于历史洪流背后、鲜为人知的情感纠葛与人性微光。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坚持不懈地耕耘于文字之间，陆续推出了《台北人》、《孽子》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增添了璀璨的篇章。白先勇的文字不仅塑造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与审美观念，更在整个华语文化圈内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公认为一位备受尊崇的文学巨匠。他的文学影响力跨越了不同领域，获得了包括学者余秋雨、演员林青霞、作家许知远、主持人曹可凡、诗词大家叶嘉莹等众多文化名人的一致推崇与赞誉。他的作品深深浸润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既是林青霞、蔡康永等知名人士时常置于枕边的读物，也被作家三毛视为启迪其一生的文学导师。正所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诗句恰如其分地映照了白先勇先生的人生轨迹与艺术追求——他是一位从容穿行于广阔文学天地间的智者，也是一位内心蕴藏着丰富柔情与坦荡胸怀的文化大家。 在文学语言的构建上，白先勇小说的语言实践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这充分表明，他是一位深刻理解并善于运用本土语言美感资源的杰出艺术家，能够将汉语的韵味与表现力提升至新的高度。白先勇不仅是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深深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致力于昆曲编创与推广的艺术家。此外，他还对中国书画艺术抱有浓厚兴趣，能够深刻领悟汉字书法文化的精髓，并创造性地将书法文化符号融入其艺术实践，实现跨门类的艺术再造。在汉语新文学乃至整个中华新文艺的创作疆域中，作为一位融通文学与戏曲、连接中国台湾与大陆的现代文化名人，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打通文学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壁垒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彰显了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文”与“艺”相辅相成的深远意义。
白先勇先生是我们所深深敬仰的文学大家，他在弘扬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极为杰出而持久的贡献。同时，白先勇在推动中华文化的延续以及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践上，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不凡成就，其贡献堪称卓越。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名人与著名作家，白先勇在国内外文坛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无疑是桂林乃至整个广西的骄傲。在众多旅居海外的华语作家中，能够始终秉持坚定毅力，潜心于自身艺术境界的提升，并立志为当代文坛留下若干足以传诵后世之佳作者，当推於梨华与白先勇两位；白先勇更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领域的一位奇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若论艺术成就足以与之比肩者，从鲁迅到张爱玲，不过寥寥五六人而已。白先勇才情纵横，创作从不拘于一格；他勇于尝试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创作，处理过多种不同类型的题材。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敢于尝试，并且所完成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手法极为丰富多样。其小说情节的推进，既有通过人物对话自然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也有采用传统直叙方式娓娓道来的《玉卿嫂》，还有借助简洁倒叙手法铺陈的《寂寞的十七岁》，更有运用复杂的“意识流”技巧进行内心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甚至不乏将“直叙”与“意识流”两种手法交织并用、从而多层次呈现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笔下的人物对话，鲜活生动，一如日常口语，显得无比自然贴切。此外，他也擅长运用色调浓郁、宛如油画般的厚重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这一风格的绝佳例证。而在《玉卿嫂》这部作品中，他特意采用了广西桂林地区的方言口语，使整篇小说浸润在浓厚的地方色彩之中。他的早期作品，即在中国台湾时期创作的小说，文字风格相对简易朴素。但从第五篇小说《上摩天楼去》开始，他开始格外注重文字的表现力与效果，常常通过对文句的精当选择与巧妙排列，并结合各种恰当的“象征”手法加以运用，从而将种种复杂的“印象”极为有效地传递给了读者。白先勇是二十世纪华语文坛中，少数几位可以被真正誉为天才的作家之一。他对于中国台湾文学的发展与推动，可谓功不可没。白先勇的文学文本主要建构于小说、散文与学术论文三大领域，这构成了他成名、立身、扬名乃至传世的核心根基。他的气质属于温柔敦厚一类，因此，他的小说叙述起来总是从容不迫且细腻周到，在承袭《红楼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他是那种内心怀有十分情感，便能用文字将其十分饱满地表达出来的人。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与其文化实践，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向：在文学作品中，他往往深刻体现了某种文化价值与美学理想必然面临的衰亡命运；然而，在文化实践层面，他却努力试图超越这种悲剧性宿命，致力于重振中华文化的昔日辉煌。他在对昆曲、《红楼梦》等古典文化进行的充满现代意识的重新诠释之中，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创新转化的巨大潜能。白先勇以其丰沛的创作，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内在张力、且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的文学世界。在他的笔下，一些看似平常无奇的话语，一旦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便能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巨大能量。白先勇的人生历程与写作生涯，都充分体现出丰厚的戏剧性资源。他所亲身经历的生涯跌宕起伏，所敏锐观察到的世间人生的波诡云谲，都生动而深刻地诠释着“人生如戏”这一哲学理趣。他的人生阅历之中，始终贯穿着对戏剧的接受、对戏剧性的体察，以及充满戏剧意味的深刻省思。
白先勇先生被公认为当今华语文学界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极为丰硕且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作品以深邃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深刻描绘了时代变迁与人性百态，赢得了海内外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赞誉。与此同时，白先勇先生亦是一位深具文化使命感的文化守护者与传播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与推广工作，尤其在昆曲艺术的复兴与传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讲座、著述、制作演出等多种形式，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延续与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