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即公元1934年），王蒙出生于当时的北平，也就是现今的北京。他的父亲籍贯为河北省南皮县，曾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母亲则是河北省沧州人，曾在北京市的一所小学任教。王蒙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其父亲的好友、著名文学家何其芳所提议的，其灵感来源于法国小说《茶花女》中的主要人物阿芒。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王蒙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他升入私立平民中学继续学业，并在中学时期积极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10月至1950年5月期间，王蒙于北京河北中学学习期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工委干事，并进入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1950年起，王蒙开始专职从事青年团区委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投入到青年事务与组织建设之中。
一九五三年，王蒙完成了其个人创作生涯中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标志着他文学道路的正式开启。随后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小豆儿》正式发表，这篇作品细致刻画了一位少先队员在察觉自己的舅舅可能身为国民党特务后，经过内心挣扎最终选择告发的复杂故事，展现了特殊年代中个人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至一九五六年，他又发表了另一部重要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该作品聚焦于一位刚刚进入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年轻人，对其所在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作风与僵化领导方式产生深刻不满的心路历程。由于在那个时期的文学环境里，几乎没有任何作品敢于触及或表现共产党干部也可能存在缺点与阴暗面这一主题，这部小说一经面世便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热烈讨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正是这部作品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王蒙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其个人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自1958年起，王蒙在北京郊区参与了为期数年的劳动锻炼，直至1962年。在此期间，他于1961年被宣布为“摘帽右派”，身份发生了重要变化。随后在1962年，他曾短暂前往北京师范学校担任教师，为期约一年。从1963年开始，王蒙远赴新疆，在伊犁地区的伊宁市以及伊宁县下属的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长期生活并工作，前后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直到1978年。在这段岁月里，他积极学习并掌握了维吾尔语，之后凭借语言能力担任了汉语翻译的职务，并进一步在基层工作中得到认可，被任命为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深入参与了当地的生产与社会活动。
一九七八年，王蒙先生被调回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工作。次年，即一九七九年，他正式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平反，恢复了名誉。重返北京后，他所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说客盈门》，生动刻画了一位厂长在处罚一名工作懈怠的工人后，竟引来该工人众多亲友前来说情的故事，以此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走后门”不良风气。此后，王蒙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与杂文，一度被视作中国文坛探索意识流写作手法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一九七九年六月，他担任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及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同年，他的中篇小说《布礼》问世，短篇小说《夜的眼》与《表姐》也相继发表。一九八六年，王蒙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六月，他开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一职，直至一九八九年。进入新世纪，王蒙依然活跃于文化与教育领域：二零零二年，他受聘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二零零五年，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于第七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后，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同年五月，王蒙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第十九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先后作了《谈中华传统诗词》、《语言的功能与陷阱》和《红楼梦中的政治》三场精彩的主题演讲。二零零七年，他推荐青年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举在文学界引发了不少讨论与争议。二零一零年五月，王蒙被聘为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校长苏志武亲自向他颁发了聘书；同月二十二日，他又来到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讲学，并受聘为该学院“名誉教授”，由党委副书记宋培基颁发聘书并为其佩戴校徽。也是在这一年，他的著作《庄子的享受》与《老王系列》出版面世。此外，王蒙还与郭敬明一同参加了北京卫视一档名为《书香北京》的节目，他在节目中既肯定了郭敬明“聪明、谦和、语言好”的优点，也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作品存在“爱堆砌华丽辞藻”、“文章华而不实”等问题，并指出其创作有时“太做作”的症结所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王蒙荣登“二零一零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物。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他从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手中接过聘书，佩戴上校徽，正式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及讲座教授，聘任仪式由副校长黄泰岩主持。二零一二年六月，其作品《中国天机》出版；同年十二月，他受聘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并做了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的主题演讲；十二月二十日，王蒙接受了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旗下《文化吉林》杂志主笔董喜阳的专访，专访文章题为《古稀王蒙：光荣与信仰》，他还欣然为《文化吉林》杂志题写了刊名。二零一三年四月，时年七十九岁的老作家王蒙出席了在海南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式；其尘封四十年之久、长达七十万字的作品《这边风景》也于此时出版；五月，他受聘担任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并作了题为《王蒙与伊犁》的演讲。同年十月十五日，正值王蒙先生八十寿辰，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蒙八十自述》一书中，他首次提及自己在二零一二年经历了相伴六十年的夫人离世之痛后，重新收获了新的爱情，并坦率地向公众介绍了他的“新夫人”——资深知名记者、“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二零一四年五月一日，王蒙文学艺术馆在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十一月十七日，在著名作家路遥逝世二十二周年纪念日前后，一个以路遥命名的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即将公布结果，有舆论指出包括王蒙在内的多位名家作品“不够资格”获奖，而王蒙的晚年长篇力作《闷与狂》在该奖项的评委会中也确实受到了冷遇。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王蒙被聘为三沙市首批五位政府顾问之一。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上午，王蒙文学馆在中国海洋大学隆重揭牌；年底，他的中篇小说新作《笑的风》于《人民文学》刊载发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七日，他的散文集《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荣获首届东坡诗文奖杰出成就奖。二零二五年九月，他出任北京曹雪芹学会名誉会长；同年十一月，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志愿服务团名誉团长。回溯至二零二三年五月，时年八十九岁高龄的王蒙先生（左）还曾到访新疆喀什古城，与当地百姓亲切交流。
在王蒙于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中，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写作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少于对政治生活的叙述，其文学影响力也普遍不及那些高度政治化的文本。例如，他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一部描绘郑波、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史诗，同时也是一曲礼赞新生共和国蓬勃生机与活力的颂歌，作品之中渗透着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并展现出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而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承载着明确的政治主题：即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小说主人公林震作为新社会所培育出的新一代青年，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将这种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为之不懈奋斗；这些品质并非外在附加，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血脉，并带有其自身年轻的鲜明特质。他不容忍党的机关存在任何缺点，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在这一阶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逐渐从以往的从属状态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对话关系。在尚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由于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加之作家本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切尊重，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为知识分子形象。而在经历右派身份之后，王蒙从中吸取教训，转而将工农兵形象置于作品的中心位置，这种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反而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迅速摆脱了当时的创作困境。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凭借其突出的政治敏感度，他采取了“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谨慎方针，从而避免了遭受更严重的迫害；其间他在新疆担任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支队副队长，深入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却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王蒙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理想主义主线，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特质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持久，他对理想的深切反思与不懈坚守在同代作家中也最具代表性。曾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即便历经种种磨难，也未曾抛弃早年树立的理想主义信念；相反，平反复出的人生际遇更强化了他对历史理想主义的内在认同。王蒙始终坚信，尽管通往理想的道路必然崎岖曲折，但前途终究是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正因如此，王蒙在热情讴歌心中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冷静而清醒地指出了实现理想过程的艰难性与历史反复性。正如其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始终怀揣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周旋应对，从省委高官沦为被批判的反革命，再下放至农村接受改造，表面上看，张思远似乎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他也不解为何自己如此努力却依然触摸不到理想的轮廓；然而文革结束后，他不仅得以平反，更获得了职务上的晋升，重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重，那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指尖。张思远的身上或多或少投射着王蒙自身的影子，也隐喻着王蒙在追寻理想主义道路上所亲历的曲折与回旋。王蒙在颂扬理想主义的同时，亦对一切偏离理想状态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笔触间又时常流露出一种隐约的谅解与深切的同情。这种“中庸”而均衡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期的创作中已现端倪，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与刘世吾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刻画；文革后长期坎坷的生活阅历进一步巩固了他这种不偏不倚、圆融贯通的人生观，因而他的作品既避免了偏激的情绪宣泄，也从未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处处体现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平衡与智慧。此类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等作品中均有深刻体现。在《布礼》中，主人公钟亦成身上便鲜明地展现出那种对理想与信仰的执着坚守，以及对青春激情的深切礼赞。王蒙笔下那些历经坎坷的逆境赤子，所怀抱的并非对政治信念的幻灭与悲观，而是历经考验后愈发执著与坚定的信仰。同样，《蝴蝶》中的张思远在文革期间遭受的惨痛经历并未动摇他对党和政治信念的忠诚，平反后他反而以更坚定的姿态投身于政治追求；张思远既是时代悲剧的参与制造者，也是其深切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批判了如张思远这类官员曾有的盲从，控诉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与社会文化的破坏，却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历史现实难以逆转的谅解，以及对受害知识青年的深沉同情。尖锐批评的背后蕴藏着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深处包含着作者的宽宥，即便在痛心疾首的叙述中，依然能感受到作者充满热忱的期待。在《海的梦》的结尾，当缪可言于夜晚的海滩望见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当他将个体生命置于历史整体中进行沉思时，终于在理性主义的逻辑中寻得答案与精神归宿；历尽劫波之后，最终依然回归到王蒙所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之中。 对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冷静审视，是王蒙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另一重要维度。面对文革带来的深重灾难，王蒙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从而使个人的痛苦体验获得了超越个体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噩梦苏醒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贯通了历史——昨天与今天，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岁月（《在伊犁》），他也以特有的宽容心态与幽默笔触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并以文学方式进行“反思性”的文革叙述，这种反思甚至在文革尚未正式结束前便已悄然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涌现“反思文学”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与未来进行深刻思考的作家，自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小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情绪与感伤氛围，王蒙在为主人公命名时似乎倾注了深思：缪可言这一名字，寄托了作者对生命逝而不返的无奈慨叹，历史谬误对个体生命的摧折终究是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对缪可言一段情绪流动的细腻描摹，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与沧桑体验，同时亦是对这代人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深刻反省。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巧妙地将个人坎坷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交织在一起，或者说，作者从自身遭遇中窥见了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正是在这种结合中彰显出超越性的意义。这也体现了王蒙这代人反思历史的独特方式：他们并非仅仅站在个人立场，而是试图以民众代言人乃至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与精神矛盾，最终都在融入群体与历史洪流的过程中得以化解，并获得深刻意义。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亦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与大度，这种宽容实质上是人类精神对社会与自身缺陷、过失、罪愆的一种妥协与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某种“合理性”承认。对王蒙而言，正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费厄泼赖、讲宽容”。正因如此，《布礼》中的钟亦成在平反后曾如此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这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姿态：既批判揭露历史谬误，亦对谬误给予宽容理解的胸怀。 王蒙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即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及其与启蒙者悲剧命运的融合。文革结束后，一批作家开始深刻反思文革给社会与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在此期间，王蒙塑造了许多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人物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的深层根源。例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同代作家中书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者甚众，但自觉采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却屈指可数，而王蒙所运用的“意识流”又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流有所区别，有学者将其称为“革命的意识流”或“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也体现了王蒙在新时期小说艺术上的创新探索。在其最具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往往都是满怀革命理想、肩负严肃使命感的人物。《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投身革命的老党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则是心系家国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有作者自身的生命印记。由于意识流手法强调“主观化”与“情绪化”，作品往往不注重传统情节的编排，而更专注于对心理、情绪、意识与印象的分析及联想式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风格：语词搭配的灵活多变，句式的不断延展与展开，以及对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现等。当然，当叙述者偶尔过于沉醉在叙述中展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可能滑向缺乏节制的“滥情”边缘。
一九七八年，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队长 书记 野猫和半截筷的故事》《最宝贵的》，这部作品凭借其深刻的主题与精湛的艺术表现，荣获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标志着他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次年，即一九七九年，他又推出了短篇小说《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该作同样赢得了广泛赞誉，并再度摘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荣誉《夜的眼》《表姐》。同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正式出版，进一步展现了其在长篇叙事领域的探索与实力。进入一九八零年，王蒙的创作力持续迸发，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蝴蝶》以及短篇小说《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后者成功获评一九八零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另一短篇《风筝飘带》则荣获了北京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项。一九八二年，他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面世，这部作品在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并荣获了全国第二届（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奖。次年，即一九八三年，王蒙继续深耕中短篇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同时，短篇小说《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好汉子伊斯麻尔》《葡萄的精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第一届（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百花奖；此外，他的创作谈《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也获得了首届上海文学奖的肯定。一九八四年，王蒙在理论领域亦有建树，其综论文章《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反应和呼唤》获得了《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而他的散文作品《塔什干晨雨》《访苏心潮》则荣获了全国第三届（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报告文学奖。一九八六年，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的发表为他再添荣誉，该作不仅获得了全国传奇文学奖，还被《中篇小说选刊》评选为优秀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问世，并成功斩获第四届（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零年）短篇小说百花奖；同年，作品《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至尹薇薇》也获得了第四届（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零年）《十月》文学奖。步入新世纪，王蒙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国际关注，于二零零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登上“二零一零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物。二零一四年，他在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荣获了“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这一重要奖项。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六日，时年八十岁的王蒙首次摘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这边风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文萃钱塘—弄潮杯二零一八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杭州钱塘江文化节闭幕式”上，王蒙被授予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以表彰其数十年来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二零一九年八月，他被列为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同年九月十七日，经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王蒙被正式授予“人民艺术家”这一崇高的国家荣誉称号。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他又凭借作品《生死恋》获得了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荣誉奖。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王蒙位列《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第一百四十一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他获得了“鲁艺文艺奖”的特别荣誉奖。二零二三年四月，二零二二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王蒙的《从前的初恋》荣获中篇小说奖；同年五月，他的作品《猴儿与少年》再度折桂，荣获首届漓江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二零二四年四月，王蒙荣获第十二届春风悦读榜年度致敬，并在第二十五届《当代》文学拉力赛中被评为二零二三年度致敬作家。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他凭借作品《霞满天》获得了二零二四年度郭沫若文学艺术奖的文学大奖。同年十二月七日，其散文集《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获得了第一届东坡诗文奖杰出成就奖。进入二零二五年二月，王蒙的创作活力依然不减，凭借《高雅的链绳》荣获了二零二四年寿春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短篇小说奖，持续为其辉煌的文学履历增添新的光彩。
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抒情笔法的广泛运用使得不少章节与段落呈现出诗歌与散文般的艺术特质，从而深切抒发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所赋予青年一代的炽热情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恰如当年现实生活中的中学生那般天真而可爱，她们各自拥有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爱好，胸中始终燃烧着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愿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全部的青春激情。这部小说为解放初期的中学生活保存了一份真实而生动的历史记录，深刻反映了党的关怀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滋养如何哺育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并在他们尚且稚嫩的心田中播下了真理的幼苗。在青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王蒙无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其地位具有标杆、旗帜与风向标的重要意义。 王蒙在国内文坛率先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先河，积极倡导作家应具备学者修养、学者亦应投身创作的理念，进而推动了人文精神领域的大讨论，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向现代写作技巧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他的主要文学成就跨越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直至上世纪末的漫长创作阶段。王蒙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复杂的文艺大家，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全面而综合的，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也涵盖诗歌、散文、比较文学及古典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这些成就往往齐头并进，并时常触及学术与艺术的前沿地带。作为文学前辈，他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姿态——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实则蕴含深意。贾平凹曾在某次场合中坦言“我是一个农民”，而王蒙则回应道，如果每个人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定义，那么他宁愿自称“一个学生”。这句话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也使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非一种虚伪的谦虚，比起自称学者，这种态度显得更为真切与动人。 历经岁月磨难却始终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与燃烧的生命状态，这些词汇用在他身上并不过誉，种种特质皆令人由衷感佩。若要以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风雨兼程”再贴切不过——他是新时期以来最为活跃、始终处于不断生长与攀登状态的作家代表，这一点本身便是作为文学创作者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在创作内容上，他的作品既包含触动心灵的情感自由抒发，也贯穿着对文学道路本身的深刻反思。从王蒙的文学研究出发，我们可以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与切入点。其作品最引人入胜之处，往往在于文字间所透射出的深厚文学内涵与独特的语言感受。理解其中的文学内涵，或许需要结合对他所处时代背景及其人物命运苦难的认知；而他的小说在语言层面则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犹如集束炸弹般给人以密集而深刻的冲击。 探讨王蒙其人其作始终是一件富有意趣的事，他是如此复杂多元的个体，仅从其身份称谓便可见诸多不可思议之处：他既是成就卓著的作家，也曾担任政府职务，甚至早年还曾做过生产队的队长。这些丰富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视野与文学世界，也使其创作生涯更显厚重与多维。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王蒙先生积极参与并担任主讲人，出席了第二十一次长安街读书会，本次活动的主题聚焦于“中华文化 世界自信”，他在会上就中国文化在全球背景下的价值与影响力进行了深入阐述。随后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他应邀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参与了《中国梦·祖国颂——2021国庆特别节目》的演出，通过这一节目向广大观众展现了文化的魅力。到了当地时间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中俄作家俱乐部”发布会在俄罗斯莫斯科正式举办，并同步开展了首场交流活动，王蒙先生虽未亲临现场，但仍以录制视频的方式发表了致辞，表达了对中俄文学对话与文化交流的积极支持与美好祝愿。
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举办的“汉语盘点2016”年度活动仪式现场，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对当前网络环境中盛行的一些流行词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其中有部分词语令人感到格外不适，并特别举例提到了“小鲜肉”这一说法。王蒙先生坦言，这类词汇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在他看来，即便人们直接讨论与性相关的欲望，其听感也比使用“小鲜肉”这样的表述更为妥当和自然。然而，他也同时表示，尽管个人对此抱有明确的负面看法，但自己并没有相应的权力，也不可能去强行阻止这些词语在社会中的传播与使用。